《意见》一方面衔接了《草案》，提出对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企业资产等行为，要依法处理。同时又强调，严厉打击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民营企业关键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人员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权、著作权等犯罪。

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二）》增设的新罪，将会成为近期的打击热点自不待言，相关解析详见《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提出背景下，企业合规反舞弊司法实践影响初评（一）》。此外，《意见》也强调办理案件时，要防止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对因股权纠纷、债务纠纷等经济纠纷引发的案件，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

侵犯商业秘密、商标、著作权等涉知识产权类犯罪是近年来立法和司法关注的热点。2023年1月18日，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内容，明确了其定义、具体认定标准等事项。2023年4月26日，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从民事诉讼、行政监督、公益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多角度明确了办案原则与具体要求，彰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2023年8月4日最高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受理审查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1675人，同比增长36.1%。其中侵犯商标权犯罪占比较高，新业态新领域犯罪增多；新型侵犯著作权案件多发，犯罪手段技术性增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危害性大，内部员工作案比例高。在8月7日最高检发布的《2023-2027检察改革工作计划》，其中第九点特别指出：完善知识产权检察办案指导机制。建立健全保护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综合履职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检察专业人员辅助办案机制。今年以来最高检频繁提及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性。企业运营过程中，高管离职竞业纠纷是很常见的，也出现了一些热点案例，如科大讯飞高管离职后入职腾讯被判赔偿1200万元[1]，腾讯员工离职后入职米哈游被判赔偿百万等[2]。商业秘密从外部获取的路径有限，难度很大，所以常见的途径是企业内部人员尤其是关键岗位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或者离职跳槽转移窃取商业秘密。

在最高检2023年4月23日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中某科技有限公司、陆某昌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纪某民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也均发生于离职高管再创业过程中。除了涉嫌商业秘密犯罪类案件以外，高管离职携带原公司信息或者资料后易引发的还有侵犯著作权类型的刑事案件，如2022年7月，上海市徐汇警方破获一起公司高管离职后另起炉灶，从原公司挖来员工复刻抄袭手游代码，相似度高达90%，造成原公司直接经济损失800万元的侵犯著作权罪案件[3]。2023年6月，上海普陀区警方破获一起在职员工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公司开发手游源代码进行美术加工后上线，2年内创收1.5亿的侵犯著作权罪案件[4]。

该类型案件都对高管个人而言是一些很重要的刑事风险警示，但另一方面，关键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人员往往掌握并决定企业的经营方针和发展方向；在一些案例中，如果认定行为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目的，在于获取单位经营利益，而非假借单位名义为自身牟利，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即可能认定存在单位意志，从而给企业造成涉嫌单位犯罪的刑事风险。因此，相关企业建立完善的事前知识产权类合规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切割单位与个人责任，避免企业因无端遭受意外刑事法律风险而中途“夭折”。

（一）明确职务犯罪立案标准

《意见》指出，应当会同公安机关进一步明确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侵犯商业秘密等常见犯罪立案标准，防止应当立案的不立案，依法进行立案监督，破解“立案难”问题。在相关司法解释陆续出台后，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侵犯商业秘密等常见职务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在金额方面实际上都不高，问题在于，客观上如何认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如何证明公司产生损失，如何证明公司损失与行为人不法活动相关联，如何证明行为人非法获取的是公司进行加密保护的商业秘密——这些对于被害方角度的企业来说举证责任要求较高，存在一定障碍；而在相关证据的认定上，公安机关对立案与否的决定权空间较大。若行为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在证据关键节点上有意识隐匿、转移或销毁的，常常会使举报或者控告工作陷入瓶颈。《意见》要求检察机关强化立案监督工作，待后续进一步明确具体职务犯罪的详细立案标准，则能够为企业搜集整理证据，争取公安机关立案提供参考标准。

（二）准确把握批捕、起诉标准

《意见》对于批捕、起诉要求给出了进一步的细化标准。在审查逮捕时，需要把握证据条件（证据是否充分，若变更强制措施是否会有隐匿、毁灭、伪造证据的风险）、刑罚条件（案件基准刑幅度）和社会危险性（案件本身情节是否恶劣），对关键技术岗位人员，要根据案情、结合企业生产经营需求依法判断是否有逮捕必要性。这意味着若涉案人员系企业生产经营的关键技术岗位人员，在同等情节下对其逮捕要更充分考虑必要性。在审查起诉时，犯罪行为本身性质、社会危害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是决定诉与不诉的基本依据，对于可诉可不诉的案件（即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意见》明确表示可以以认罪认罚、赔偿谅解、被害企业态度等予以充分考量。

《意见》指出，检察机关应当督促引导愿意认罪认罚的犯罪分子积极退赃退赔，帮助被害企业挽回损失。而对于未退赃退赔的，要注重依法提出财产刑方面的量刑建议，加大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不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侵害民营企业利益案件中得到任何好处。这体现最高检对于追赃挽损的坚决态度，有助于促使涉案人员尽快退赔违法所得，也更有利于保障被害方——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于企业而言，在内审谈判等反舞弊合规调查过程中，如能促使涉案人员及时退赔取得谅解，争取从宽从轻的机会，更有利于把握主动权，也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处置效果。

在行刑衔接方面，《意见》同样表达了追责到底的态度，检察机关应监督相关执法机关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职务犯罪或知识产权犯罪线索，并对移送立案侦查的案件加强立案监督，而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也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意见》中特别提到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行刑衔接，商业贿赂中的行贿行为虽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作为重点模块，但以往司法实践中一般不会追究相关商业行贿人员的刑事责任。结合近年来中纪委推行的“行贿受贿一起查”，以及正在发起的医药、金融行业反腐败大潮，《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中对于行贿罪的大修，以往面对行贿行为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大棒或要有所改变。这意味着企业合规反舞弊时要同样重视行贿行为有可能带来的风险，加大自查自纠力度，将市场推广、公关营销支出控制在合理限度内。

《意见》的发布为企业反舞弊合规的推进带来了有力支持。与以往反商业贿赂反腐败所不同的是，无论是《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中新设的损害公司利益类犯罪，还是《意见》所强调的知识产权类犯罪，重点均放在了公司高管或核心岗位。而这一批人员，往往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与公司利益休戚相关。《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及《意见》均指出：加大对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舞弊犯罪的惩治力度，是为了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在最高检《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也提到了：健全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建立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其人合性更强，单位意志与高层意志常有混同，运营中也体现其更强的灵活性和趋利性。而如果企业高管一旦遭受刑事调查，轻则败坏公司形象，影响市场评价，营收降低；重则公司受到牵连，业务终止，甚至公司运营难以为继。因此，一方面，新法的出台一方面利好于企业反舞弊，但也要时刻关注个人与企业的利益平衡和风险隔离，避免兄弟阋墙，变成公司祸起萧墙的悲剧；另一方面，高管与企业绑定程度较高，一旦被认定为单位犯罪，即便能够争取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从宽，企业仍需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所有市场主体，做好事前合规的重要性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1] 红星新闻 从科大讯飞跳槽到腾讯，男子被判赔1200万！，

https://mp.weixin.qq.com/s/zZtDEJ0zb8LvAmhUS0zoUQ，访问时间：2023年8月11日。

[2] 观察者网 离开腾讯的代价：两名前员工被判赔百万，

https://mp.weixin.qq.com/s/7ZuJL-ME3u1e0vmnGbk3Ew，访问时间：2023年8月11日。

[3] 钛媒体 换皮手游狂敛1.5个亿，前员工盗取源代码成维权关键，

https://www.tmtpost.com/6596422.html，访问时间：2023年8月14日。

[4] 劳动报 核心代码相似度高达90%！上海侦破一起侵犯大型游戏著作权案，

https://www.51ldb.com/shsldb/sz/content/01831b8043fac0010000df844d7e124a.html，访问时间：2023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