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锦天城合伙人何兴驰律师承办的涉嫌串通投标罪一案，经检察院审查，最终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由，对当事人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涉案项目金额高达人民币6.08亿元，案情复杂，不起诉决定的获得为客户避免了重大的刑事法律风险，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A县政府计划立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PPP项目”，总投资额约为6.5亿元人民币。被不起诉人李某时任B公司某市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在得知项目信息后，李某与甲、乙、丙共同商议，约定在项目顺利落地后，瓜分项目总金额的1%作为居间介绍费。为落实该约定，B公司与甲实际控制的C公司签订《区域项目合作协议》，约定若B公司中标，将支付项目总金额1%的报酬给C公司。同时，约定由乙实际控制的D公司在中标后优先承接项目的土建施工部分。乙负责土建施工，甲负责对接A公司，丙负责疏通关系。

在项目进入立项、预审及评标阶段，为确保B公司中标，李某联系E公司作为陪标单位公司，并由B公司统一制作投标文件，垫付投标保证金，并支付陪标费用。最终，B公司与F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同时参与投标的还有G公司与H公司组成的另一联合体。2018年3月，B公司成功中标，中标金额为6.08689亿元。2018年8月，甲、乙、丙以D公司名义承接了该项目的土建工程，并先行垫资施工。然而，2018年底B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导致项目停工。甲、乙在垫资约500万元后停止施工并撤场，之后B公司将该项目以2311万元转让给Y公司。2021年10月，B公司于2021年7月支付180万元工程款给乙，2021年10月支付156万元居间介绍费给甲。

公安机关以被不起诉人李某涉嫌串通投标罪，于2025年5月5日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辩护意见】

一、投标人之间未实施串通报价行为

虽然本案中没有三名投标方的具体投标文件，无法明确他们的投标金额，但是根据A县人民政府关于案涉项目的批复、发改局的复函等文件，案涉项目的金额就是在招标前经过A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评估，再由A县发改委、政府批准决定的，不由投标人的报价而决定。在本案中，招标人已经确定了投标价格，投标人没有串通标价的空间，不可能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可见，串通投标罪包括两种行为模式：一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二是“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刑法明确限定为针对“投标报价”进行串通才构成犯罪。因此，投标人之间即便有围标行为，但没有串通报价的，不应构成犯罪。

二、陈磊的行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

B公司在招标前就已提前进场施工，后续招标行为只为“补手续”。本案中，招标前实际上政府方已将B公司确认为潜在的投资方，B公司在政府方招标前已经进场施工。A县政府方也到B公司考察，以确认其有能力承接案涉项目。由于案涉项目为ppp项目，对民营企业的投融资能力要求非常高，甚至有垫资的现实需求，招标人才会提前“内定”。事后进行的公开招标，是“补手续”“弥补程序疏漏的情形”。

“补手续”型的招标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招投标活动。招投标程序具有特殊性，其包括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五个步骤，缺少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被评价为招投标。为完善手续而实施的招投标，其实质是交易双方协商或内定的结果，并非真正招投标程序产生的竞争性结果，因为特定工程项目建设在先，招标投标在后，已经不是正常的招标投标，其他投标公司实际递交投标文件的目的并非参与投标竞争，或根本未投递标书。因此，本案本质上不属于刑法意义的招投标活动，相应的招标人、投标人不具有实质的合法身份角色。

“补手续型”招标没有损害招标人的利益。首先，这一金额是由招标方确定的，不存在B公司投标报价明显高于当时市场价格，导致中标价格高于政府方本应支付的价格的情况。其次，该行为符合其预期。李某的行为符合招标人的意志，并没有损害招标人的利益，加之工程有内定性质，不仅招标人对投标人之间的行为予以认可，而且由于该工程项目已实际开工建设，招标人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并未受到侵害。“补手续型”招投标中的“串通”实则是为了避免国家利益受损，而不是造成恶意损害国家利益的结果，该串通行为事实上符合招标人的预期。

“补手续型”招标没有损害其他投标人的利益。在“补手续型”招投标案件中，由于行为人早已介入工程项目，客观上缺乏潜在投标人，其他投标人也不可能参与投标，客观上不存在具体的、原本可以参与投标的人的利益受损问题，不会造成法益侵害。此外，由于纳入招标文件的部分项目已先行施工完毕，意味着将来除投标的被告人外，其他人即便中标也难以进行结算，该工程在客观上已不具备招标条件。由此可见，李某也不可能危害正常的招投标市场秩序。且这是一场“非包场式”竞标，自主投标的G公司和H公司联合体和后两者中标机会均等。至于E公司及F公司联合体，其本身就没有投标意愿，系陪标。因此，本案中李某的行为没有损害投标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在先、招标投标在后，其他投标人难以介入到早已开始进行的项目中，且由于项目早已开始实施，不会造成招标人与投标人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结果。因此，本案的行为是PPP项目性质以及前述各种情况的产物，缺乏实质的法益侵害性，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串通投标罪。

三、本案已超过追诉时效

即使本案构成串通投标罪，本案也已过追诉时效。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和第二百二十三条，串通投标罪适用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追诉时效为五年。2019年11月29日，案涉项目被转让给Y公司的行为，与串通投标行为没有因果关系。B公司出现财务危机，与金融市场、行业变化等有关，这是在投标时无法遇见的意外事件。为了确保项目的正常完成，以及当时政府相关部门为了完成环保督查任务，根据政府会议要求，B公司决定将项目转让给有国有企业Y公司。因此，后续的转让股权行为与串通投标行为并无关联。“串通投标罪”打击的是串通投标行为，追诉时效应从李某与他人合谋实施串通投标行为时起算，即2018年2月份。本案至2023年2月份已经过追诉时效。

【处理结果】

经律师有效辩护，以及检察机关经多次补充侦查，最终采纳辩护人部分意见，认为李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行为，但本案于2024年7月24日立案侦查时已过追诉时效，对李某作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起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