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从今年7月起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既往以线下暴力、基层“村霸”“市霸”为重心的行动不同，本轮将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的非法放贷、非法催收，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明确列为打击重点，其中涉网黑恶势力被置于突出位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扫黑除恶工作部署亦提出，持续加强金融放贷、工程建设、市场流通等重点行业涉黑涉恶犯罪防治。

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中强调，要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这一表述点明了本轮专项斗争的方法论：依法严惩与精准认定并重，既不放纵真正的黑恶，也不将普通经济纠纷、合法经营活动拔高认定为黑恶。对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催收行业而言，如何在打击网络非法催收的同时，为合法的贷后管理划定清晰的刑事边界，是企业与从业者共同面对的现实命题。

政策重心的转向，使催收业务的刑事风险进一步凸显。本文拟以笔者参与承办的一起案件为样本，对软暴力催收的定罪边界，以及“恶势力”认定的规范界分与辩护思路做一梳理，供催收机构、助贷平台及贷后管理从业者参考。为保护当事人及涉案企业，文中个案信息均已作脱敏处理。

本案当事人系某金融科技公司旗下一家专事贷后管理的子公司，在案发地设有一处贷后管理职场，业务范围限于该公司贷款产品的电话提醒催收。案发当天，该职场被侦查机关上门执法，一百余名贷后催收岗位的员工被带走，其中七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二十人被取保候审。侦查机关经审查，认定该职场构成“网络非法催收恶势力犯罪集团”，全案被调查人员约两百人。

母公司于案发当天即向律师团队发出委托书。承办团队当晚完成初步研判，次日抵达案发地，随即展开会见、阅卷与案情沟通。

本案的辩护工作，由两家锦天城分所协同完成：牵头团队负责整体策略、法律论证与对公司的合规支持；一线团队负责会见、阅卷与日常沟通。两家分所团队以案情研判为纽带，统一辩护立场，在专业分工上各展所长。

刑事案件的办理，往往牵涉公司、涉案人员、家属与社会等多重利益，辩护的展开亦须统筹兼顾。本案中，团队从三个层面同时着手：母公司的风险隔离、事态的平稳处置，以及涉案人员个人罪责的厘清。

（一）母公司的风险隔离

承办团队经研判认为，本案公司的性质与一般催收公司存在区别：该公司只为母公司的贷款业务提供贷后管理，不对外承接第三方催收，不以催收为营利来源；公司对合规管理长期从严，设有话术规范、内控稽核、质检等多重风控，案发前还处分、开除了违规催收的员工。

据此，团队组织公司全面整理合规制度文件、管理台账与违规处置记录，主动向办案单位说明业务模式、合规安排与自查自纠情况。这一主动沟通取得了一定效果，办案单位认可公司的主动管理态度，明确公司不因子公司的个别违规行为而成为被调查对象。

这一结果背后，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风险隔离。在刑事层面，母公司高管对子公司员工的行为承担责任，通常经由共同犯罪或组织认定的路径：要么被认定为对违规催收的授意、纵容，构成共同犯罪；要么被认定为催收组织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本案中，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违规催收既未决策、未授意，亦无证据表明其知情后放任；其在案发前建立的合规制度、话术规范与违规处置机制，恰恰证明了母公司主观上反对、管控违规催收的态度。通过独立的法人治理、清晰的业务边界与留痕的合规记录，母公司在意志、行为两个维度上与子公司实现了分离，切断了刑事责任的传导路径。

（二）维稳与社会效果

案发之初，当地正对网络贷款“软暴力催收”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同类案件在多地被侦办。涉案员工及家属情绪激动，向公司施压；公司亦担忧该案被评价为内部的、有组织的行为，进而面临黑恶势力定性的风险。面对这一局面，团队首先建议公司做好危机应对：对涉案员工及家属主动承担安抚责任，说明案件性质、法律程序与公司立场，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激化对立。员工及家属的情绪稳定，直接影响涉案人员能否在讯问中如实、客观地陈述事实；公司在此刻展现的担当，也使员工与公司、公司与辩护人之间建立起信任，三方得以朝同一方向努力。

在处置方式上，团队建议由公司为涉案员工统一聘请辩护人，在押人员的辩护人由一线团队的律师担任，明确公司与员工在事实层面始终处于同一立场，既回应了员工的合理关切，也为后续统一、协调的辩护奠定了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公司与员工的整体立场一致，团队仍严格区分各当事人的独立利益：每一名在押人员均有各自独立的辩护人，会见、阅卷、意见发表均以各自当事人的事实与辩解为依据；公司与员工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在委托之初即作书面披露与处理。

在厘清公司层面问题的同时，涉案人员个人的罪责，同样是辩护的核心内容。催收行为是否构成“软暴力”、公司化组织是否构成“恶势力”、指控范围与在案证据是否对应、管理者是否具有主观故意，均须逐一论证。对此，辩护意见围绕手段、组织、证据、责任四个层面展开。

辩护意见的形成，以阅卷为基础。团队对在案证据的审查，并非笼统地核对事实，而是围绕定罪要件逐项比对：先审查指控的对象范围，再审查每一对象是否有证据支撑，最后衡量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与指控事实之间的落差。这一过程决定了辩护的主攻方向——不在罪名之辩，而在定性之辩与证据之辩。

（一）手段层面：催收合法债权，是否构成“软暴力”

案涉催收管理系统一度存在技术漏洞，主管级以上的员工可通过某种操作调取欠款人的手机号码，个别主管将号码交由一线员工，授意其私下联系。由此产生的越线催收，系零星、个别的违规，而非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大规模行为。

关于“软暴力”的认定，现行规范分为两个层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十三条在法律层面规定：“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则将“软暴力”界定为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两者相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以“有组织地”实施为法定要件，将“有组织”由办案指引上升为法律要求，这也是本轮专项斗争强调打击“有组织实施”的软暴力黑恶犯罪的规范出处。

该定义包含目的与手段两项要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十三条，软暴力尚须“有组织地”实施。就目的要件而言，“为谋取不法利益”与“形成非法影响”系择一关系，须分别审查。本案催收的债权源于持牌金融机构的助贷放款，系真实发生的合法债务，具有民法上的请求权基础，所追求的是合法利益的实现，通常不满足“谋取不法利益”的要件。而“形成非法影响”的判断，不能仅以债权合法当然阻断，仍需结合催收行为的规模、方式与后果单独考察：本案催收以债权实现为目的，案涉越线催收系零星、个别的违规，而非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大规模行为，亦未采取聚众造势、有组织滋扰等方式，其后果未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威慑，故不具备“形成非法影响”所要求的组织性、规模性与危害性。就手段要件而言，滋扰、纠缠等行为须“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或影响正常生活经营，而本案个别主管授意下的零星违规，缺乏有组织的统一安排，与“有组织地”实施的法定要件亦不相符。据此，本案目的要件难以成立。

退一步而言，即便催收手段存在失当，亦难以径行评价为寻衅滋事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该罪以催收“非法债务”为入罪前提。举轻以明重：催收非法债务尚需以债务非法为前提，对合法债权的催收，更不应径行认定为处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

（二）组织层面：公司化组织，是否构成“恶势力”

关于“恶势力”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在法律层面将恶势力组织界定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领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组织”；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第14条亦作相同实质界定。

其中“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是恶势力区别于普通共同犯罪的实质特征。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进一步明确：“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本案催收的是合法债权，属于“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事出有因”的情形，依其排除规则，不应作为恶势力处理。而部门设置、层级分工、业绩考核，是任何具备一定规模企业都具备的管理要素，不能据以满足恶势力的组织特征。

（三）证据层面：指控范围与实际证据的落差

针对指控范围，辩护人并非笼统地主张证据不足，而是对在案扣押设备中的电子数据与起诉意见书所列对象逐项比对。比对揭示了指控范围与在案证据之间的明显落差：共提取150人的被催收记录，其中与起诉意见书所列被催收对象相符的仅10人；卷宗所列“关联人”中，与客户预留紧急联系人能够匹配的仅26人。

为进一步动摇“多次实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基础，辩护人调取了涉案欠款人的风控数据。数据显示，涉案欠款人多头借贷情况突出：当月平均多头借贷8.4家机构，近三个月平均17.6家，近十二个月平均33.9家，人均借款六万元以上，逾七成存在逾期。这些欠款人在本案平台逾期之外，往往在多家机构同时逾期，多家机构并行催收，具体行为究竟源于哪一平台，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以数据呈现合理怀疑，而非仅作概括性质疑，是本案证据之辩的关键所在。

（四）责任层面：管理者的主观故意审查

在责任层面，辩护意见补充论证了管理者的主观故意。被指控的首要分子由总部派驻，工资由总部支出且相对固定，与职场催收结果不挂钩，缺乏通过违法催收逐利的主观动机；案发期间系统出现技术漏洞导致部分信息泄露后，其主动向总部反馈、要求修复，并启动专项整改、处分违规员工。管理者依据制度履职、发现故障主动纠错，与“纵容、指使”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不能以管理失职的过失，径行推定为共同犯罪的故意。

办理过程中，定性并非一成不变。在团队与公司、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办案机关一度认可本案系少数员工零星违规、不构成有组织行为，并拟仅追究达到入罪标准的个人责任。此后，办案机关基于对全案的不同认识，提出该案属于自上而下的有组织行为、具有恶势力犯罪集团性质，要求自总经理以下各级管理者分别承担组织、领导责任，并重新开展调查、核实各涉案人员与上级之间的指使关系。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达三十六人，并定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面对这一变化，团队坚持回到证据与法律本身，围绕前述争点持续发表意见。

辩护策略的设定，须兼顾目标与可行性。全案被调查人员众多、层级复杂，若自始坚持全案无罪，不仅难以实现，还可能错失争取有利处理结果的时机。团队因此采取分阶段的策略：审查起诉阶段集中力量于定性之辩，争取不起诉或降格处理；在定性争点逐一厘清后，审判阶段转为认罪认罚的量刑辩护，争取最有利的量刑结果。这一策略的核心，是根据案件的证据基础与现实条件，确定每一阶段可实现的最优目标。

审查起诉阶段，团队先后提交多轮法律意见，主张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建议不起诉。两次听证会前，团队就“软暴力”“恶势力”的定性分别形成书面意见，并围绕证据比对结果制作对照材料；听证会上，围绕催收行为的性质、组织的认定、证据的对应关系逐一发表意见，为检察机关的审查判断提供充分的事实与规范依据。

回顾全案进程，辩护的成果体现为三个层层递进的节点。批捕阶段，第一批被刑事拘留的七名人员均未获批准逮捕，全部转为取保候审；侦查终结时，全案被调查的约两百人中，移送审查起诉的仅三十六人；审查起诉阶段，经多轮法律意见与两次听证，检察机关最终仅以寻衅滋事罪对五名管理人员提起公诉，并提出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五名被告人多次滋扰、辱骂、威胁他人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六个月，均适用缓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定性未被采纳。由被调查的约两百人，到最终被公诉的五人，指控范围与责任主体逐级收缩，辩护的成效由此得以显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并非全案无罪，最终仍以寻衅滋事罪定罪。这一结果的含义在于：即便催收对象系合法债权，催收手段一旦逾越“滋扰、辱骂、威胁”的限度，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标准，仍可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辩护的价值，在于将评价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整体加重，回调至“普通共同犯罪”的个别认定，从而为全案人员争取到缓刑的空间。

本案定性前后的变化，可归纳如下：

对催收机构而言，联系对象应限于债务人本人及具备书面授权的共同还款人、担保人，不得骚扰亲友、同事及所在单位；呼叫应在合理时段内并控制频次，杜绝循环骚扰；话术须设白名单，严禁辱骂、威胁、恐吓、冒充公检法；投诉处理与整改全程留痕。

对助贷平台与放贷机构而言，催收外包并非免责金牌，应在外包协议中明确禁止软暴力催收、列明违约责任，建立对合作催收机构的准入审查、定期巡查与投诉回访机制。

对管理层与从业人员而言，绩效、提成若与违规催收回款直接挂钩，易被评价为对“软暴力”的“纵容、默许”，应留存合规培训、制度宣导与违规处置记录。

对集团型企业而言，母子公司的风险隔离尤为关键。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业务应保持清晰的治理边界：不直接参与子公司的具体催收作业，不以任何形式授意、纵容违规催收；同时以合规制度、定期巡查与违规处置留痕，形成母公司主观上反对违规行为的证据链。唯有如此，方能在子公司涉案时，证明母公司不存在意志关联与共同故意，避免刑事责任的向上传导。

本案的办理，是两家锦天城分所协同作业的结果。从案发当日的跨区域响应，到审查起诉阶段的两次听证，牵头团队与一线团队的各位律师在策略研判、证据梳理、意见撰写上始终保持同步。在此，谨向本案中并肩作战的各位合作律师致以谢意。

本案的结果，是“精准定性”这一法治要求的具体注脚。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背景下，精准定性意味着一种平衡：既确保真正的黑恶受到依法打击，也防止普通的经济纠纷、合法的经营活动被不当拔高。对金融机构与助贷平台而言，合法经营的刑事边界得以厘清，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

软暴力与非法催收被纳入常态化打击后，催收行业的刑事风险已从“个案违法”上升为“定性之争”。风险不在催收本身，而在以何种方式催收。如贵机构正在开展或委托开展贷后催收业务，或已面临相关刑事调查，欢迎就具体业务模式作进一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