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首页 锦天城概况 党建工作 专业领域 行业领域 专业人员 全球网络 新闻资讯 出版刊物 加入我们 联系我们 订阅下载 CN EN JP
首页 > 出版刊物 > 专业文章 > 论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财产罚的形态、超范围扣押之返还与执行中的权利冲突

论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财产罚的形态、超范围扣押之返还与执行中的权利冲突

作者:刘晓灿 李婷 2026-11-12

导语

刑事裁判的财产性判项,包含性质不同的两类:罚金与没收财产系附加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系没收财产刑中最为严厉的幅度;追缴违法所得与责令退赔则系刑法第六十四条确立的特别没收措施,非属刑罚。两类判项常被统称为财产罚,但其执行边界、责任财产范围与执行顺位均不相同。执行实务的疑难集中于两端。就超量保全而言,侦查阶段扣押财物的范围与价值超出判决确定的财产罚范围时,被执行人及其近亲属的返还请求缺乏明确的程序通道,向谁主张、如何启动、救济何在,均待规范梳理;而扣押款项已经缴入国库的,返还更须直面收入退库程序与国库库款不可强制执行的双重约束,退库与国家赔偿如何衔接,尤待厘清。就不足清偿而言,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覆盖判决确定的财产罚金额、判决生效后继续执行的,须依顺位规则协调刑事判项与民事债权的清偿次序;其中,被害人一方退赔债权的优先地位虽已确立,其在涉众型案件中的实现路径却远未清晰——被害人人数众多、个体损失难以逐一查证时,优先债权的总额认定与份额分配均乏统一规则;权利冲突集中于特定执行标的物时,担保物权、共有关系与追缴对象的特定性须分别辨析;普通民事债权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资格与异议救济,亦须厘清其依据与限度。本文循五个层次展开:先辨析财产罚的判项形态与执行体制,再分论罚金、没收违法所得与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执行边界,继而以笔者承办的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为线索,剖析超范围扣押的形成机制与返还路径——含扣押款项上缴国库后的退库与国家赔偿衔接——然后讨论不足额执行中的权利冲突与顺位安排,最后从制度层面就判决主文的明确性、返还程序的法定化与执行分配的公开化提出完善意见。所涉笔者经办案件均作脱敏处理,隐去案号与当事人名称,事实仅取与规则讨论直接相关的部分。


一、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判项形态与执行体制

(一)财产罚的三种形态及其规范辨析


实务所称的财产罚,通常在三种口径上使用:罚金、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者均以财产为内容、以剥夺为方法,但在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相同、概念层次亦有差异,执行中的财产范围更判然有别,须先辨析而后论执行。


罚金与没收财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附加刑[1]。其中,没收财产又有没收一部财产与没收全部财产之分;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系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财产制裁,通常附加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贪污贿赂罪及重大毒品犯罪等重罪,其严厉性不仅在于剥夺范围的全部性,更在于与自由刑乃至生命刑并科时对被告人及家庭经济基础的彻底瓦解。没收违法所得则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2]。通说认为,追缴违法所得系刑法上的特别没收,其规范目的在于剥夺不法利益、恢复合法财产秩序,而非惩罚,故不以被告人被判刑罚为前提,亦不属刑罚种类;但在执行层面,追缴、责令退赔与罚金、没收财产同属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内容,由同一执行体制统筹。正是这种判项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涉财产执行必须逐项厘清:每一判项所指向的财产范围不同,执行顺位不同,涉及的利益主体亦不同。


除上述三种形态外,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还包括对被害人的返还、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没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一条,凡罚金、没收财产,责令退赔,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以及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均属执行范围[3]。此为讨论执行问题的总纲。


(二)执行体制与程序框架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一款亦明确,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5]。程序上,刑事审判部门应当在裁判生效后及时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随案移送生效裁判文书、已查明的财产状况与财产线索、随案移送财产及已处置财产情况、查封扣押冻结情况,办理期限为六个月,特殊情况经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刑事执行案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时,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7],此参照条款为后文讨论民事债权人参与分配与执行异议救济提供了规范通道。


尚须说明侦查阶段的财产控制与审判执行的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处理[8]。法释〔2014〕13号第五条则规定,对侦查机关已经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无需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该条同时规定,人民法院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相同——侦查扣押的顺位效力经由法院续封而延续,并由此确定与后续民事查封之间的先后次序,此为刑民交叉财产控制竞合的基本规则[9]。由此形成的基本格局为:侦查机关控制财产,审判程序确定判项,执行程序统一处置;三阶段如何顺畅移交,恰是后文两类实务问题得以发生的制度背景。


二、罚金、没收违法所得与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执行边界

(一)罚金:缴纳方式与随时追缴


罚金的执行规则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10]。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据此,罚金执行包含一次缴纳、分期缴纳、强制缴纳、随时追缴与减免五个环节。随时追缴使罚金债权不因执行期限届满而消灭,被执行人服刑期间乃至刑满释放后新获得的财产,均可能被用于补缴罚金;减免则以不可抗拒的灾祸为要件、以人民法院裁定为形式,为确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保留出口。


罚金执行的对象是被执行人的合法财产。法释〔2014〕13号第九条第二款确立执行的人道边界:执行没收财产或罚金刑,应当参照被扶养人住所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当地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11]。


(二)没收违法所得:追缴范围与计算标准


没收违法所得的执行,其核心难题在于范围——追缴针对的是不法所得而非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违法所得界定到多大范围、按何种口径计算,直接决定执行的边界。


就追缴范围的延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1号)第六条确立了三层规则:通过实施犯罪直接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转化为其他财产的,转变、转化后的财产应当视为违法所得;来自违法所得转变、转化后的财产收益,或者来自已经与违法所得相混合财产中违法所得相应部分的收益,应当视为违法所得[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三条与法释〔2014〕13号第十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对投资、置业情形作了同类规定:以违法所得投资或者置业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应予追缴,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置业的,追缴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13]。追缴由此及于转化物与收益,并以"对应份额"处理混同,防止以合法财产混合为由稀释追缴。


就计算口径,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存在总额说与净利说的分歧:前者主张追缴全部所得、不扣除犯罪成本,以彻底剥夺犯罪收益、防止犯罪成为稳赚不赔的投入;后者主张以实际获利为限,理由是特别没收的制度目的在于恢复利益状态而非附加惩罚,扣除成本方不致使没收溢出准不当得利返还的轨道。折中的类型化处理则区分获取型犯罪与经营型犯罪,对直接取财于被害人的犯罪采总额口径,对无直接财产被害人的经营型犯罪扣除合理支出后以净利为限。司法实践已有个案采净利口径:笔者承办的李某等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一审判决明确"追缴违法所得以实际违法所得为限",以经鉴定的下游诈骗金额乘以平台实际分成比例认定追缴数额,并宣示"考虑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依在案证据就低认定[14]。此种按实际分成认定、贯彻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路径,对帮助型、经营型犯罪的违法所得认定具有参照价值。


没收违法所得的执行还存在继续追缴问题。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判决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15]。判项作出时人赃未能全数到案的,执行程序须持续追踪被执行人财产,此为下文第四部分讨论不足额执行问题的规范起点。


(三)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时间、范围与家属保护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执行有三重边界。其一为时间边界。法释〔2014〕13号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执行刑事裁判生效时被执行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裁判生效后被执行人新获得的财产,不在没收之列[11]。其二为范围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16]。家属的合法财产及家庭共有财产中属于家属的份额,均应先行剥离。其三为人道边界,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16]。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民事债务的冲突尤为尖锐,法律为此设置了专门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17]。其构成要件有四:债务须成立于没收财产裁判之前;债务须为正当债务,即合法民事法律关系所生之债,赌债等不法债务不在其列;该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被执行人另有财产足以清偿的不适用;须经债权人请求。就体系衔接而言,刑法第六十条与法释〔2014〕13号第十三条将其他民事债务置于罚金、没收财产之前的顺位安排,价值取向一致,共同表达财产刑谦抑于民事债权的立场[18]。


三种形态并科时,各判项指向的财产范围应当分别核算:追缴针对不法所得,纵然被执行人现有合法财产不足,追缴仍以违法所得数额为限继续进行;罚金与没收财产针对合法财产,不得以追缴未果为由扩张至违法所得之外的不法利益推定。实务中将扣押款物笼统用于各项判项而不作区分核算的做法,恰是财产界限模糊、返还无从启动的重要原因。


三、超范围扣押财物的返还:渠道与程序

(一)落差的形成


侦查阶段的查封、扣押、冻结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证据保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19];二是为将来的追缴、退赔与财产刑预作财产控制。就前者而言,"可用以证明"的标准本身宽泛,电子设备、账册凭证、大额资金均可能被纳入;就后者而言,侦查机关无从预判判决最终确定的财产罚数额,为求周全往往就宽扣押。两相叠加,扣押范围与价值超出判决所确定的财产罚范围,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倘若再叠加办案利益驱动因素,落差更趋扩大。落差形成之后,问题随之而来:多扣的财产,罪犯及其家属凭什么、向谁、经何种程序取回。


(二)现行规范的三条返还路径


现行规范事实上提供了三条返还路径,各有其适用前提与程序形态。


第一条是证据保全的解除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2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5〕7号)重申同一要求,并规定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应当在三日内解除、退还并通知当事人;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涉案财物除依法另行处理外,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返还当事人的应当及时返还[21]。此条路径的触发条件是财物与案件无关,不以诉讼终结为前提,三日期间系硬性要求。


第二条是判决处理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三款要求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8]。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四条进一步要求在判决书中写明财物的名称、金额、数量、存放地点及其处理方式[22];第四百四十九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属于被告人合法所有的,应当在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财产刑后及时返还被告人[23]。程序启动上,第四百四十七条规定,实物未随案移送、由扣押机关保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扣押机关,并告知其在一个月以内将执行回单送回[24]。此条路径的实益在于:判决直接确定扣押财物的归属与去向,扣押机关在判决框架内执行并回单,当事人据判决主文享有明确的返还请求权。


第三条是执行返还路径。扣押财物随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先行满足追缴、退赔与财产刑,余款即为被执行人的合法财产,应由执行法院及时返还;法释〔2014〕13号第五条已扫清程序障碍——对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无需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9]。


(三)实践困境


规范层面的三条路径,在实践运行中均有梗阻。以笔者承办的李某等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为线索可以说明[14]。该案侦查机关扣押、冻结的各被告人款项,其范围与价值明显超出判决确定的财产罚所需。落差既已形成,多扣部分依何种渠道、循何种程序返还,便成为当事人面临的现实问题。


此案暴露的返回性梗阻有三。其一,判决主文的概括化处理。判决一方面载明扣押在案的各被告人财产系追缴、退赔及罚金的可供执行财产、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另一方面以"侦查机关扣押款物,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一语概括处理扣押财物。此种表述使扣押财物的处分权限事实上回授扣押机关,判决的既判力对扣押财物未形成实质覆盖;对于扣押款项中超出财产罚范围的部分,判决既未认定性质,亦未指明返还对象,当事人无从据以主张。其二,返还程序的规范缺失。权利人申请返还多扣款项的,向谁主张、如何启动、救济何在,均乏明文,成败几乎完全取决于办案机关的态度。其三,扣押款项的入库风险。扣押款项若在判决确定前即被上缴国库,返还在财源层面即告断绝,须直面退库程序与国库库款不可强制执行的双重约束,退库与国家赔偿的衔接容后专门讨论。


(四)取回渠道与程序的应然展开


罪犯及其家属取回多扣财产,依财物的不同状态与扣押机关的不同处置,应有如下渠道。


其一,向扣押机关申请解除与退还。财物尚未随案移送或判决未予处理的,权利人可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向扣押机关申请解除扣押并返还,扣押机关应在三日内处理[20];判决已生效而实物由扣押机关保管的,依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七条,扣押机关应依判决在一个月以内执行完毕并将执行回单送回法院[24]。申请可以由被执行人本人提出,被执行人服刑或人身自由受限制的,可委托近亲属、辩护人代为提出;近亲属就其自有财产被误扣的,可以权利人身份直接主张。


其二,向执行法院主张。财产已进入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法——例如将明显超出财产罚范围的扣押款物全部纳入执行处置、对与案件无关财物继续执行——可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提出执行行为异议,执行法院应当在十五日内审查并作出撤销、改正或驳回的裁定,对裁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5]。此项异议权系法释〔2014〕13号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援引民事执行异议程序的产物,是权利人对抗执行程序中越界行为的基本武器[26]。


其三,检察监督渠道。扣押机关对返还申请拖延、拒绝的,权利人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请求其对侦查机关涉案财物处置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中办发〔2015〕7号《意见》明确要求政法机关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复议、申诉、投诉或者举报依法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法律监督[21]。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中,已有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机关解除与案件无关账户冻结的先例[27]。


其四,国家赔偿的兜底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2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三条进一步规定,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后,有证据证明财产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且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措施或者返还财产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侵犯财产权[29]。最高人民法院第43批指导性案例中的重庆某广公司申请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赔偿案(指导性案例242号),即以未及时返还与案件无关的占用不动产为由认定国家赔偿责任[30]。就超范围扣押而言,即便案件仍在办理之中,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财产长期不予解除、返还的,赔偿程序即可启动;返还财产系第一顺位的赔偿方式,财产已经拍卖、变卖的,给付所得价款。


上述渠道的实效,取决于程序装置的健全。现行规范就返还的申请主体、审查期间、书面答复与救济告知均缺乏统一要求,导致三条规范路径在实务中退化为单纯的协商与恩惠。应由司法解释明确:权利人申请返还非证据财物或超扣押财物的,受理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间内审查并以书面形式答复;不予返还的,载明理由并告知复议、申诉或国家赔偿的途径。以期间与救济约束返还程序,方能将"应当及时返还"的规范宣示转化为可执行的权利。


(五)扣押款项已上缴国库后的退库与清偿


返还问题还有最后一环:侦查阶段扣押的款项已经上缴财政的,退款从何处来。实务中,部分地方办案机关在判决确定之前,即以非税收入的形式将扣押款项缴入地方财政。前述李某案判决书所列书证中即包括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足见此种做法并非孤例[14]。就规范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其时点应在判决生效、判项确定之后[8];中办发〔2015〕7号《意见》亦仅要求先行处置所得款项统一存入各单位唯一合规账户,并未授权判决前上缴国库[21]。判决前上缴,使本应处于待决状态的扣押款提前转化为国库库款,返还在财源层面即告断绝。


款项入库之后,其法律状态发生实质变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五十九条,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意,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库的库款[31]。办案机关对已上缴的扣押款不再有任何支配权限,判决主文"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的表述于此际完全落空——侦查机关既无款可退,也无权动用库款。权利人的返还请求由此指向财政程序。


退库由谁申请、循何路径实现,是权利人最关心的操作问题,须结合收入退库制度与刑事执行体制作具体分析。就退库的申请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各单位和个人申请退库,应向财政、征收机关填具退库申请书,经审查后由财政、征收机关签发收入退还书,国库收到收入退还书并审查后办理退付[32];各地非税收入退付规程在此基础上普遍确立执收单位负责制——退付由缴款人或执收单位发起申请,执收单位审核,财政部门审批,国库退付[33]。就刑事扣押款而言,作为非税收入上缴时的执收单位与缴款人均系侦查机关,权利人并非国库退付程序中的当然申请主体;其返还请求须经由侦查机关或执行法院向财政部门传导,此为退库问题的程序枢纽,也是权利人程序困境的直接根源。


将被判决处置财物的实现路径按财物状态区分,可得三轨。其一,随案移送的财物及孳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负责处理(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执行法院直接处置后按判项分配,余款返还被执行人[24]。其二,实物未随案移送、由扣押机关保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扣押机关,并告知其在一个月以内将执行回单送回(第四百四十七条第二款)——此轨的执行主体是扣押机关,其依判决处理财物并以执行回单对法院负责[24]。其三,款项已上缴国库的,须在两轨之前插入退库环节:由侦查机关作为执收单位,凭生效判决向财政部门申请退库,财政部门审查后签发收入退还书,国库办理退付;退回的款项或回到侦查机关的合规账户后移交执行法院,或依判决直接退还权利人。三轨之中,权利人的直接申请权均无从谈起:第一、二轨由法院与扣押机关主导,第三轨的申请主体为侦查机关,权利人始终居于程序末端,只能依生效判决向执行法院或侦查机关主张返还。


前述李某案可作为三轨交叉的样本[14]。该案判决一方面将扣押在案的各被告人财产概括定性为追缴、退赔及罚金的可供执行财产,另一方面又将扣押款物的处理概括回授侦查机关。依前一表述,扣押款纳入执行范围,应由执行法院主导处置——执行法院向侦查机关调取扣押款项,侦查机关款项已入库的,由其向财政部门申请退库后移交执行法院,退库款项进入执行程序,先行满足追缴发还与罚金,剩余部分返还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服刑的,由其本人或受委托的近亲属向主持分配的机关申领。依后一表述,侦查机关径依判决处理其保管的扣押款物,退库、上缴、发还均由其自行完成,法院仅以判决送达与执行回单作程序监督。两重表述并存,使应退款项的实现悬于两条路径之间:无论何轨,均须经由"侦查机关申请退库——财政部门审查签发收入退还书——国库退付"的链条;执行法院对已入库款项并无强制手段,不能对国库账户采取划拨措施,只能以判决送达与函商催促侦查机关启动退库;侦查机关怠于申请退库的,理论上构成对第四百四十七条执行义务与执行回单义务的违反,但违反的后果规范未置明文,实践仍赖检察监督与上级推动。此案揭示的,正是退库程序主体缺位之下应退款项的实现困境:判项明确、款项明确,而介于判项与款项之间的财政程序,没有任何一方对权利人负有直接的、有期间的给付义务。


退库的性质,决定政府支付能力问题在规范上的答案。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六十条,已经缴入国库的资金,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国务院的决定需要退付的,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应当及时办理退付;按照规定应当由财政支出安排的事项,不得用退库处理[34]。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申请退库予以返还",即为退付义务在刑事涉案财物上的具体化[15]。就性质而论,应退还的超扣押款项并非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国家基于程序上的扣押权暂时占有的待决财产;退库系恢复原状的返还,与财政支出判然有别——预算法第六十条后句"应当由财政支出安排的事项,不得用退库处理"的反面,正说明本不属于财政收入的款项应循退库而非支出路径返还。据此,退库义务系法定义务,库款之中本含该笔款项的对应价值,财政状况如何、本级政府有无闲置资金,均不构成拒绝退库的正当理由。


然而,退库程序缺乏可供权利人直接援引的期间与救济。如前所述,退库的申请主体为侦查机关,权利人居于程序末端,申请材料、办理期间均无统一规范,财政部门拖延退库的,权利人没有直接催告或起诉财政部门的明确程序通道,只能借道扣押机关、检察监督或信访推动。能否将应退未退的款项作为政府债务申请强制执行,答案受制于国库的特殊法律地位:国库库款不属于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法院不能对国库账户采取冻结、划拨措施,此为预算法第五十九条库款支配权条款的当然推论[31];对政府机关的金钱给付执行,只能针对其可支配的自有资金,并受预算编制与执行程序的约束,执行到位率素来偏低。以强制执行实现返还,在现行国库制度下基本不具可行性。


退库不能或退库争议悬而未决时,国家赔偿制度承担兜底功能。违法扣押且未依法解除、返还的,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28];返还财产为第一顺位的赔偿方式,财产已经变卖的给付变卖价款,返还执行的扣押金钱的还应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35]。《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9号)第九条至第十一条进一步细化了财政部门受理、审查与支付的程序义务[36]。赔偿费用列入预算系法律的明确命令,本级财政的收支状况不构成拒绝支付的法定抗辩——所谓政府没有钱,在规范层面不能免除支付义务,只能引起支付时间的顺延与预算科目的调剂。权利人面对财政拖延的,可循的路径是依赔偿程序取得生效文书后,请求上级财政部门督办、申请审计监督与人大预算监督;这些渠道的刚性虽不及强制执行,但与退库相比,至少锁定了法定支付义务与明确的支付期限。


归结而言,扣押款项上缴国库后的返还,应循退库优先、赔偿兜底的双层结构:能够退库的,退库系恢复原状的法定返还,不受财政支付能力制约;退库不能或久拖不决的,转化为国家赔偿支付义务,以预算安排保障清偿。制度完善的着力点亦有二:其一,堵塞前端——严格执行扣押款项存入唯一合规账户的要求,确立判决生效前扣押款项不入国库的原则,避免返还问题在财源层面被提前断绝;其二,疏通末端——为退库设定申请主体、办理期间与书面答复义务,并明确退库不能时向国家赔偿程序的转化条件,使最后一环与前端路径同样有章可循。


四、不足额执行中的权利冲突与顺位安排

(一)顺位框架与先民后刑


侦查阶段所扣财产少于判决确定的财产罚金额时,判决生效后须继续执行;继续执行中,被执行人的财产势必将同时面对刑事判项与民事债权的请求,冲突由此产生。法释〔2014〕13号第十三条确立了基本顺位: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其他民事债务;罚金;没收财产。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18]。


这一顺位框架的法理基础在于公私利益的位阶。罚金与没收财产系公法上的金钱剥夺,而其他各项均系私人利益的恢复;国家兼具刑罚执行者与财产处分者的双重身份,在与私人债权人的清偿竞合中自我抑制,将财产刑置于末位,此即所谓先民后刑。顺位框架与刑法第六十条正当债务偿还规则相衔接,后者专就没收财产设定民事债务优先,并以债权人请求为程序要件[17];债权人怠于主张的,在统一执行分配程序中可能承受不利,故知悉债务人涉刑的债权人应及时申报债权。


(二)退赔被害人优先及其限定


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位列医疗费用之后、其他民事债务之前,系对债权平等原则的实质突破,其正当性在于被害人恢复原状的利益优位于普通债权人的金钱债权,且被害人损失本源于犯罪行为,填补系刑事司法的附带使命。但此项优先应受两项限定:其一,退赔以刑事裁判认定的被害人实际损失为限,法释〔2014〕13号第十条第四款明定对被害人的损失应当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予以发还或者赔偿,裁判之外的扩张主张不能享有优先地位[37];其二,追缴与退赔的总额不应超出被害人经裁判确认的损失总额,已获发还或退赔的部分应在后续分配中扣除,防止重复受偿。被害人就同一损失已依生效民事判决获得清偿的,亦同——民事执行与刑事退赔并行的场合,两条程序的受偿总额以损失总额为限,先获清偿的部分在后一程序中予以扣减,民事判决的执行与刑事退赔由此形成互为扣减的衔接关系,而非各行其道的双重受偿。


退赔优先在执行层面的另一层含义是:被害人一方无须另行取得执行依据,判决主文即为依据,执行法院应依职权将退赔、发还列入执行处置方案。这一点使被害人在刑事执行中的地位天然优于须凭执行依据申请参与分配的普通民事债权人,也构成下文被害人数众多情形下分配复杂性的根源。


(三)涉众型案件中退赔优先债权的范围确定与分配


退赔优先的落点,在于被害人一方优先受偿债权的范围确定与份额分配。通常案件中,被害人的个体与损失均经裁判逐一确认,优先债权的总额与分配对象随之确定;涉众型犯罪则不然,被害人以千计、逐一查明殆无可能,部分被害人未报案、未进入诉讼,其损失应否计入以及如何计入优先债权总额,个体份额如何确定,均乏直接规则,顺位规则由此遭遇其最棘手的应用场景。现行规范的应对,是比例发还与公告认领的组合。


其一,按比例发还。对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涉案财物权属不明的,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九条,可按被骗款物占在案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38];法释〔2021〕1号第四百三十八条对权属不明的被害人财产亦规定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按比例返还[39]。比例发还以在案已报案的被害人为分配基数,其技术前提是损失数额与在案财物的双重确定。


其二,公告认领与退库。判决返还被害人的涉案财物,应当通知被害人认领;无人认领的,公告通知;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后有人认领,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申请退库予以返还;原物已经拍卖、变卖的,返还价款(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五条第三款)[15]。此组规则解决了"无主"退赔款的归属问题,但对未在案件审理中报案的潜在被害人,其退赔份额如何保留,规范未置明文;实务中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在分配方案中就该部分预留份额、提存处理,待后续查明后再行发还,而非径行纳入国库。


其三,优先性在分配程序中的落实。被害人的退赔债权虽位列普通民事债权之前,但其数额与人数的确定本身即是一认定过程:执行法院应先行确定可分配财产总额、已确认被害额与发还比例,制作分配方案并送达各被害人及已申报的民事债权人;尚未确认的被害人主张权利的,通过补充确认程序纳入分配,分配方案相应调整。民事债权人对被害额认定有异议的,可以通过分配方案异议程序提出,此为下一层次的问题。


(四)权利冲突集中于特定执行标的物时的处理


顺位规则解决的是抽象的清偿次序;当各类权利冲突集中于某一具体执行标的物——尤其是不动产——时,尚须处理担保物权、共有关系与追缴对象的特定性问题。

就担保物权而言,法释〔2014〕13号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18]。据此,合法设立的抵押权等担保物权优先于退赔被害人、其他民事债务、罚金与没收财产受偿,仅让位于人身损害医疗费用。实践中的难点在于赃物上的担保物权:被执行人以赃款购置房产后又为善意第三人设定抵押,追缴与抵押权孰先。通行的处理是以善意标准切割——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无偿或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或以其他恶意方式取得的,依法释〔2014〕13号第十一条第一款应予追缴;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财物主张权利的,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40]。善意抵押权人就抵押物变价款优先受偿,被害人一方的退赔请求转而对剩余价款及被执行人其他财产主张。法释〔2011〕7号第十条对诈骗财物的清偿、转让情形确立了同种追缴规则,可供参照[38]。刑事司法解释上的善意取得规则,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善意取得制度在追缴领域的具体化——受让人受让时善意、以合理价格转让、依法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或者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三项要件齐备方能阻却追缴[41];赃物本属被害人所有,被害人追回利益与交易安全的权衡,由上述司法解释的恶意情形列举完成,构成民法一般规则与刑事特别规则的衔接。


就共有关系而言,执行标的系家庭共有或夫妻共有财产时,应先剥离家属及其他共有人的份额再行执行;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禁止没收家属所有或应有的财产,同理,追缴与财产刑的执行亦不得及于共有财产中他人的份额[16]。共有人对份额划分有争议的,可以案外人身份主张权利。


就追缴对象的特定性而言,追缴原则上及于违法所得的本体及其转化形态、收益,而非被执行人的任意财产;在特定标的物上,若该物并非违法所得的转化物,则不能以追缴名义排除标的物上的其他权利,仅能将其作为被执行人的一般责任财产,按顺位规则处置。前述李某案中,扣押在案的各被告人财产被概括定性为追缴、退赔及罚金的可供执行财产,此种概括定性实际上模糊了追缴对象与责任财产的界限,虽便利执行,却压缩了权利冲突的辨析空间[14]。


(五)一般民事权利人的救济渠道


公权力主导的刑事执行中,普通民事债权人是否仍有救济渠道以对抗执行,是制度层面的关键问题。综合现行规范,救济渠道有五,均不以被害人或刑事当事人身份为前提。


其一,执行行为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法院应自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并裁定撤销、改正或驳回,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5]。法释〔2014〕13号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将此项程序引入刑事涉财产执行,故利害关系人——包括普通民事债权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查封、处置、分配行为违法的,均有权异议[26]。


其二,案外人异议。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的,依法释〔2014〕13号第十四条第一款,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由执行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十五日内审查并裁定撤销、改正或驳回,不服的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第十四条第二款),此系刑事执行中较民事执行更为严格的程序保障[26]。应当留意,此一安排与民事执行存在结构差异:民事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争议,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循异议—异议之诉路径展开[42];刑事涉财产执行则将案外人异议统一纳入异议—复议程序,未采取异议之诉的一般路径。此种差别安排自有其理据:刑事执行的依据系刑事裁判主文,案外人对涉案财物归属的争议往往牵动裁判本身的实体认定,宜循法释〔2014〕13号第十五条的补正裁定或审判监督程序解决[43];与刑事裁判认定无关的纯执行层面争议,理论上可依第十六条参照民事执行规则主张,实务对其中的诉讼路径尚存分歧[7]。权利人援引救济时,应先辨明争议究竟指向执行行为、执行标的归属抑或裁判主文认定,再对应选择异议、复议或审监路径,避免路径错配徒增程序损耗。


其三,赃物认定错误的特别救济。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法释〔2014〕13号第十五条)[43]。此项救济针对的是刑事裁判本身的实体认定,为民事债权人及案外人质疑追缴范围提供了审级化的出口。


其四,参与分配与分配方案异议。被执行人(公民或其他组织)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并主张优先受偿。多个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制作财产分配方案并送达各债权人和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进而对反对意见提起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六条至第五百一十条)[44]。刑事涉财产执行中,民事债权人依参照适用规则经由此组程序进入分配,就退赔优先的数额、顺位的适用、预留份额的合理性展开争议,其救济具有完整的程序形态。尤须注意参与分配的主体边界:其适用以被执行人系公民或其他组织为前提;被执行人系企业法人的,财产不足清偿时循破产程序处理,刑事罚金在破产程序中不属破产债权——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行政、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的罚款、罚金以及其他有关费用不属于破产债权[45];《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8〕53号)第28条进一步确立惩罚性债权的劣后清偿规则,破产财产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方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45]。破产程序由此成为财产刑谦抑于民事债权的又一体现,与执行顺位规则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


其五,检察监督与国家赔偿。对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权利人可以申请检察监督;因违法执行遭受损害的,可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寻求司法赔偿救济[46]。


尤须指出的是救济的限度。执行异议与分配方案异议针对的是程序违法与实体归属争议,异议原则上不停止执行,有争议的按数额提存;法定顺位本身——退赔在先、财产刑在后——不因异议而改变。换言之,一般民事权利人对抗公权力执行的,是执行行为的合法性与执行标的的归属,而非刑事执行顺位的立法安排;救济渠道保护的是程序参与的正当性,顺位规则分配的是实体清偿的次序,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五、制度检讨与完善

以上分析暴露的制度短板,可以归纳为五项,对应的完善方向如下。


第一,判决主文的明确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三款要求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作出处理,司法解释要求写明名称、金额、数量、存放地点及处理方式[8][22]。应通过审判指导明确:判决主文以概括表述(如"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处理扣押财物的,属于对法定义务的规避;扣押财物是否超出财产罚范围、超出几何,应可据判决主文直接核算,超扣押与否有据可查。


第二,返还程序的法定化。权利人申请返还非证据财物与超扣押财物的,应明确受理机关、审查期间、书面答复与救济告知的完整链条;扣押机关依判决处理财物后应在法定期间内回单并将不属于执行范围的财产返还,逾期未返还的,国家赔偿程序径行衔接,以法释〔2015〕24号第三条为据[29]。


第三,涉众型案件发还机制的统一。被害人登记、损失确认、比例测算、公告认领、预留提存各环节应有统一规范;未报案被害人的份额保留与后续发还,应形成可操作的程序指引,避免涉众案件的退赔优先在实践中异化为先到先得。


第四,执行分配的公开化。刑事涉财产执行中财产不足以清偿各项判项与民事债权的,执行法院应参照民事参与分配程序制作分配方案,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公开顺位适用的依据与计算方法,赋予各方完整的异议权;分配程序的公开,是先民后刑顺位不因暗箱操作而被架空的组织保障。


第五,罚金执行的规范化。罚金随时追缴应有财产发现与恢复执行的程序细则;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及时终结本次执行并定期查询,减免申请的审查应贯彻裁定主义,避免罚金判项长期悬置、拖累被执行人回归社会。


结语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一头连着刑罚的严肃性,一头连着财产权保障的成色。罚金、没收违法所得与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各有其财产边界与执行规则,不可混同;超范围扣押的返还不应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开明,而应成为有期间、有救济、有国家赔偿兜底的法定程序;不足额执行中的权利冲突,应通过顺位规则与分配程序的公开化获得可预期的解决,一般民事权利人对违法执行行为的异议权与对分配方案的争议权,应得到与民事执行同等力度的保障。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获利,任何人的合法财产亦不因刑事追诉而受过度侵夺;两项原则同时在个案中成立,方为刑事涉财产执行制度成熟的标志。


附录:引用出处一览

以下出处按文中注脚编号顺次排列。检索来源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中国人大网、中国政府网、财政部财政法规管理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网、中国法院网及地方司法机关刊载文本,检索日期为2026年11月5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四条(附加刑种类: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经中国人大网刊载刑法全文核验。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2014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5次会议通过,2014年11月6日施行)第一条(执行范围:罚金、没收财产,责令退赔,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及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4. 法释〔2014〕13号第二条(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一款(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经康乐县人民政府、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刊载2023年修正版全文核验。

6. 法释〔2014〕13号第七条(移送立案应提交的材料:《移送执行表》应载明被执行人、被害人的基本信息,已查明的财产状况或者财产线索,随案移送的财产和已经处置财产的情况,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情况等)、第三条(办理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7. 法释〔2014〕13号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三款(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处理)、第四款(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网刊载刑事诉讼法全文核验。

9. 法释〔2014〕13号第五条(人民法院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相同;对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无需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但裁定中应当指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事实)。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经中国人大网刊载刑法全文核验。

11. 法释〔2014〕13号第九条(第一款: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执行刑事裁判生效时被执行人合法所有的财产;第二款:执行没收财产或罚金刑,应当参照被扶养人住所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当地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1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1号)第六条(违法所得认定三层规则:通过实施犯罪直接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违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转化为其他财产的,转变、转化后的财产;来自违法所得转变、转化后的财产收益,或者来自已经与违法所得相混合财产中违法所得相应部分的收益)。经中国法院网刊载全文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发布稿核验。

13. 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三条(被告人将依法应当追缴的涉案财物用于投资或者置业的,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应当追缴;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的,对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涉案财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应当追缴);法释〔2014〕13号第十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一并追缴;投资、置业追缴;共同投资、置业按对应份额追缴)。经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刊载解释全文核验。

14. 笔者承办的李某等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一审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以实际违法所得为限,以经鉴定的下游诈骗金额乘以平台实际分成比例认定追缴数额,并依在案证据就低认定;判决书所列书证含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案件已作脱敏处理,涉案金额、扣押与冻结情况、判决主文表述均以一审判决书载明内容为准,本文仅作规则讨论之线索。

15. 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对判决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三款:判决返还被害人的涉案财物,应当通知被害人认领;无人认领的公告通知;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后有人认领、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申请退库予以返还;原物已经拍卖、变卖的,返还价款)。经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刊载解释全文核验。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九条(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经中国人大网刊载刑法全文核验。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条(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经中国人大网刊载刑法全文核验。

18. 法释〔2014〕13号第十三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其他民事债务;罚金;没收财产。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调换或者损毁)。经中国人大网刊载刑事诉讼法全文核验。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经中国人大网刊载刑事诉讼法全文核验。

2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5〕7号,2015年1月24日印发):第二条(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应当在三日内予以解除、退还并通知有关当事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决定撤销案件或者终止侦查、人民检察院决定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涉案财物除依法另行处理外,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返还当事人的应当及时返还)、第四条(对扣押款项应当逐案设立明细账,在扣押后立即存入扣押机关唯一合规账户)、第七条(经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并经批准先行处置的,所得款项统一存入各单位唯一合规账户)、第九条(政法机关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复议、申诉、投诉或者举报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法律监督)。经中国政府网刊发稿及冷水江市人民法院刊载全文核验。

22. 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四条(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名称、金额、数量、存放地点及其处理方式等;涉案财物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附清单)。经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刊载解释全文核验。

23. 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九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与本案无关但已列入清单的,应当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属于被告人合法所有的,应当在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财产刑后及时返还被告人)。经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刊载解释全文核验。

24. 法释〔2021〕1号第四百四十七条(随案移送的或者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物及其孳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负责处理;实物未随案移送、由扣押机关保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扣押机关,并告知其在一个月以内将执行回单送回,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完成的,应当说明原因)。经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刊载解释全文核验。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经康乐县人民政府、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刊载2023年修正版全文核验,并经甘肃省甘南州法院系统释法文章标注之新旧条号对应关系(第二百三十六条系原第二百二十五条)印证。

26. 法释〔2014〕13号第十四条(第一款: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该条发布时援引2012年修正版第二百二十五条,对应2023年修正版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27.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机关解除与案件无关账户冻结的先例)。发布前应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复核具体批次与案例名称。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刊载国家赔偿法全文核验。

29.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2016年1月1日施行)第三条(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者返还财产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侵犯财产权:(一)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财产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经审查属实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刊载全文核验。

30. 指导性案例242号(重庆某广公司申请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第43批指导性案例,2024年12月23日发布):侦查机关在查明重庆某广公司与所涉刑事案件无关的情况下,未及时返还被占用的不动产,客观上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原赔偿决定案号为(2018)渝05委赔12号。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官网第43批指导性案例发布稿。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九条(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意,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库的库款)。经蓝山县人民政府、肥西县人民政府等多源刊载预算法全文核验。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预算收入退付须在国家规定的退库项目范围内、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第二十三条(各单位和个人申请退库,应向财政、征收机关填具退库申请书;各级财政机关和征收机关应当严格审查,不得随意填发收入退还书;国库收到财政、征收机关签发的收入退还书并审查后办理退付)。经财政部财政法规管理系统刊载原文核验。

33. 各地财政部门非税收入退付规程关于执收单位负责制(退付由缴款人或执收单位发起申请,执收单位审核,财政部门审批,国库退付)之通例表述,具体以案件所在地财政部门规定为准。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正)第六十条(已经缴入国库的资金,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国务院的决定需要退付的,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应当及时办理退付;按照规定应当由财政支出安排的事项,不得用退库处理)。经多源刊载预算法全文核验。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处理: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等)、第三十七条(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赔偿请求人凭生效的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金;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经中国政府网、最高人民检察院刊载国家赔偿法全文核验。

36. 《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9号,2011年1月17日公布施行)第九条至第十一条(财政部门收到赔偿义务机关支付申请材料后的受理、审查与处理程序;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预算和财政国库管理的有关规定支付国家赔偿费用;自支付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告知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经中国政府网刊载条例全文核验。

37. 法释〔2014〕13号第十条第四款(对于被害人的损失,应当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予以发还或者赔偿)。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3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九条(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第十条(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无偿取得的、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的、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依法追缴;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文本核验。

39. 法释〔2021〕1号第四百三十八条(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权属明确的,应当依法及时返还;权属不明的,应当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按比例返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部分应予扣除)。经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刊载解释全文核验。

40. 法释〔2014〕13号第十一条(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的、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的、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善意取得: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由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二百三十八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康乐县人民政府、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刊载2023年修正版全文核验。

43. 法释〔2014〕13号第十五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全文核验。

4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五百零六条至第五百一十条(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并主张优先受偿权;多个债权人对执行财产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制作财产分配方案并送达各债权人和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分配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提起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诉讼期间进行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提存与争议债权数额相应的款项)。经潼关县人民法院、阜康市人民法院刊载解释全文核验。

4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行政、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的罚款、罚金以及其他有关费用,不属于破产债权);《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8〕53号)第28条(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职工债权、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普通破产债权的顺序清偿)。法〔2018〕53号第28条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刊载纪要原文核验;法释〔2002〕23号第六十一条经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管理人实务文书及多源核验。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刊载国家赔偿法全文核验。


核验说明:本附录所引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除下列两项外均经官网或多源公开文本逐条比对核验(2026年11月5日):法释〔2014〕13号、法〔2018〕53号第28条、法释〔2011〕7号经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文本核验;刑法、刑事诉讼法经中国人大网刊载全文核验;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条文经多地政府、检察机关刊载修正版全文核验并经法院释法文章新旧条号对照印证;预算法、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分别经政府刊载全文与财政部财政法规系统核验;国家赔偿法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政府网刊载全文核验;法释〔2015〕24号、法释〔2017〕1号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法院网核验;指导性案例242号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发布稿。第27项(最高人民检察院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及第33项(各地非税收入退付规程通例)系概述性引用,发布前应按注项所载复核原始文本。第14项系笔者承办案件,以归档判决书为准,不作公开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