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不仅严重侵害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更会破坏金融市场秩序、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直接威胁国家金融安全与群众财产安全。

2025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6件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覆盖金融监管、银行、信托等多个领域，既彰显了司法机关从严惩治金融腐败的鲜明立场，也为金融机构精准识别、有效防控刑事风险提供了重要指引。作为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核心力量，管理层必须以典型案例为镜鉴，深刻洞察当前金融职务犯罪的新特征与新动向，构建全流程、多层次的刑事风险防控体系，为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这次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把当前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几个鲜明特点摆得明明白白，给咱们管理层提了个醒。

第一个特点就是，涉案金额特别惊人，造成的损失更是触目惊心。比如刘某受贿案，非法收受的财物就有1.87亿多元，直接导致一家村镇银行巨额贷款收不回来；吴某更夸张，受贿2.75亿多元，还挪用公款5.08亿多元，同时还涉及违法放贷、违规出金融票证等多个问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简单说，这就像机构里的“资金漏斗”，权力越大，漏出去的钱可能越多。这也能理解，金融行业本身就是资金密集、权力集中的地方，一旦出现职务犯罪，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动摇整个机构的经营根基。

第二个特点是，犯罪形式越来越隐蔽，各种新型腐败让人防不胜防。和以前那种直接的权钱交易不一样，现在的腐败套路越来越多，包装得也更“合规”。比如黄某受贿案，他打着加入公司拿“劳动报酬”的幌子收受贿赂，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政商“旋转门”腐败，简单说就是黄某从金融监管岗位离职后，去了之前监管过的企业“上班”，名义上拿工资，实际上是用之前的权力换好处；李某、徐某则搞起了“合作经营”，自己一分钱不出，却跟着分利润，通俗讲就是“空手套白狼”，借着合作的名义分好处，本质还是权钱交易。还有王某，通过虚假理财的方式挪用公款，相当于给非法挪用资金套了个“理财”的外衣，把犯罪行为藏在日常的金融业务里，更难被发现。这些新型腐败很容易突破传统的监管防线，对咱们的风险防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个特点是，犯罪领域几乎全覆盖，关键业务环节风险最高。这次的案例涉及金融监管、商业银行、信托等多个核心领域，从授信审批、贷款发放，到资产处置、项目融资，几乎每个业务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从刘某在金融监管中搞权力寻租（简单说就是用监管权力给企业开绿灯，换企业的好处），到吴某在银行贷款审批里违规操作（比如给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批贷款，收企业的回扣），再到曾某在信托领域受贿，都说明金融业务全链条都有高风险点。尤其是那些手握大权的“关键少数”和资金流转的核心环节，更是腐败的重灾区，咱们必须重点盯防。

其实两高发布这些案例，不只是为了彰显严打的态度，更重要的是给咱们金融机构提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思路。对咱们管理层来说，这些案例既是反面教材，也是实用的防控指南。咱们不能只盯着个案处理，更要从案例里挖出风险根源，重新搭建防控体系，把风险防控的重心从“事后补救”转到“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上来。

透过这些案例不难发现，金融行业职务犯罪高发，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权力没管好、制度有漏洞、合规文化薄弱、内外协同不够等多种问题凑到一起的结果。把这些根源搞清楚，才能搭建起有效的刑事防控体系。

首先是，权力没管好，“关键少数”成了监督盲区。从吴某、刘某的案例就能看出来，“一把手”或者核心岗位人员权力太集中，又没人能有效制约，这是职务犯罪最核心的诱因。有些机构里，“一把手”在授信审批、项目决策这些关键环节说一不二，集体决策制度成了摆设，甚至出现“个人定调、小圈子商量”的情况，权力运行完全脱离了监督。再加上对这些“关键少数”的日常监督没什么硬约束，个人事项报告、离任审计这些制度落实不到位，苗头性的问题根本发现不了。

其次是，制度有短板，业务流程里藏着漏洞。金融业务又复杂又一直在创新，有些领域的制度建设没跟上业务发展的速度，给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比如在不良资产处置、信托项目审批这些环节，有些机构没有明确的操作规范，项目尽调、风险审核的标准也模糊不清，导致工作人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面对“合作经营”“旋转门”这些新型腐败，传统的合规制度又没针对性条款，根本管不住。更关键的是，很多制度成了“墙上画”“纸上字”，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没打通，根本落不了地。

再者是，合规文化没扎根，员工的风险意识太薄弱。有些机构一门心思搞业务拓展，把合规管理放在次要位置，合规文化根本没融入日常经营。很多员工对刑事风险没什么概念，甚至觉得“违规操作是业务创新的代价”。比如李某、徐某案里，相关人员根本没意识到“不出资却分利润”是违法的，最后稀里糊涂就犯了罪；还有些基层员工为了完成业务指标，对客户的异常交易视而不见，甚至帮忙规避监管，不小心就成了腐败的“帮凶”。

最后是，内外协同不够，风险处置跟不上。防控金融职务犯罪，需要机构内部各部门配合，也需要和司法机关、监管部门联动。但实际操作中，很多机构内部存在“信息壁垒”，业务部门、风控部门、审计部门各自为政，数据不共享、监管不同步，根本形成不了防控合力；和外部机构的联动机制也不完善，对异常交易、违规行为的识别和处置都滞后，没能在萌芽阶段就把刑事风险控制住。

针对这些问题和根源，咱们管理层得主动扛起刑事风险防控的主体责任，从权力监督、制度建设、文化培育、协同联动四个方面发力，搭起一套全方位、立体化的刑事风险防控体系。

（一）盯紧“关键少数”：给权力装上“安全阀”

“关键少数”的权力运行规范了，机构的刑事风险防控就成功了一大半。咱们得把对“关键少数”的监督当成核心，打破权力过度集中的局面。

首先，要健全集体决策制度，严格落实“三重一大”机制，授信审批、大额资金使用、重大项目立项这些关键事，必须经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可不能让“一把手”一个人拍板定调。针对案例里出现的“上级违规干预下级工作”的问题，不妨制定专门的监督办法，要求经办人把上级违规插手的情况记录下来并直接上报纪委，形成一个权力制约的闭环。

其次，要强化日常监督和专项审计。可以给“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列个监督清单，通过定期谈话、民主测评、核查个人有关事项等方式，全程监督权力运行。针对核心业务环节，多开展专项审计和离任审计，重点查有没有权力寻租、违规操作的问题。咱们可以借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做法，把廉洁谈话当成干部选拔任用、岗位调整的必经环节，早点发现并纠正苗头性问题。

另外，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也很有必要。把每个层级、每个岗位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说清楚，尤其是授信审批、资产处置这些自由裁量权大的岗位，要细化操作标准，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还可以把权力运行流程图公示出来，让权力运行全程“看得见、可追溯”，接受员工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二）完善制度体系：给业务流程“补漏洞”

制度是防控刑事风险的根本，咱们得照着典型案例的指引，查漏补缺，搭起覆盖全业务、全流程的制度体系。

首先，要聚焦高风险环节，完善专项规定。针对案例里暴露的贷款发放、信托项目审批、不良资产处置等高发领域，修订完善业务操作规范，把尽职调查、风险审核、决策审批的标准和流程说清楚。比如贷款发放环节，要严格落实授信审批和风险审核分离的制度，引入专家审核机制，避免“一个人主导、流程走过场”；不良资产处置环节，要规范内外部人员的推荐行为，加强立项准入管理，防止资产流失。

其次，要针对新型腐败，补充制度条款。面对“旋转门”“合作经营”这些新套路，要及时修订合规管理办法，明确禁止性规定。比如规范离职人员的从业限制，对离职后去关联企业任职的人员，要严格审核利益冲突并要求报备；严禁员工以“合作经营”“技术顾问”的名义变相收好处，明确“不出资却分利润”是违法的。同时，不妨把签署《廉洁经营“双承诺”》当成开展业务的必经流程，既约束员工，也约束合作方。

最后，要强化制度执行的刚性。可以建立制度执行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核查制度落实情况，对违反制度的行为零容忍。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员工的绩效考核和问责体系，形成“有制度必执行、执行必到位、违规必问责”的导向，让制度不再是“纸面规定”。

（三）培育合规文化：让风险意识“入人心”

合规文化是防控刑事风险的内在动力，咱们得丢掉“重业务、轻合规”的错误想法，把合规文化培育当成长期任务。

首先，要开展常态化的案例警示教育。以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为核心，组织全员学习，通过聘请专业刑事律师讲座、典型案例剖析、现场庭审观摩、警示教育大会等形式，让员工清楚知道金融职务犯罪的严重后果，筑牢思想防线。尤其是新入职员工和核心岗位员工，要开展专项警示教育，把行为红线讲明白。

其次，要加强合规培训，提升员工能力。把刑事法律知识、合规操作规范纳入员工培训体系，定期开展技能考核，提升大家识别风险、合规操作的水平。对基层员工来说，重点培训异常交易识别、客户身份核实这些实操技能，让他们成为刑事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咱们可以借鉴中信银行莆田分行的经验，强化员工的反诈技能培训，提升对异常交易的敏感度。

另外，要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把合规文化融入经营的每个环节，通过表彰合规标兵、宣传先进事迹等方式，营造“人人讲合规、事事守合规”的氛围。咱们管理层要带头遵守合规制度，做好示范，形成“上行下效”的效果，让合规成为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四）深化协同联动：织密内外“防控网”

防控金融职务犯罪，单靠一个部门、一个机构不行，得内外协同、上下联动。

首先，要强化内部协同。建立业务部门、风控部门、审计部门、纪委监察部门的联动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监管同步。比如风控部门发现异常交易线索，要及时交给审计部门核查；审计部门查出违规问题，要同步通报纪委监察部门问责，形成“发现—核查—问责—整改”的闭环管理。

其次，要深化外部联动。主动和司法机关、监管部门、公安机关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处置的机制。借鉴中信银行莆田分行的警银协作经验，完善异常交易预警和拦截机制，发现涉嫌犯罪的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配合调查取证。同时，多参与行业自律组织的交流，学习同行的先进经验，提升防控水平。

另外，不妨借助科技手段提升防控效果。依托金融科技搭建智能化防控系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时监测业务流程中的异常行为，实现智能预警。比如通过分析交易数据、资金流向、员工行为轨迹等，精准识别“虚假理财”“违规关联交易”等风险点，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防控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是个长期任务，关系到金融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既给咱们敲了警钟，也指明了方向。作为机构的“掌舵人”，咱们得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用“零容忍”的态度对待职务犯罪，把风险防控的理念融入经营的每个环节。通过盯紧“关键少数”、完善制度、培育合规文化、深化协同联动，搭起全方位的刑事风险防控体系。

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源上堵住职务犯罪的“漏洞”，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命线”，护住国家金融安全的“基本盘”和老百姓的“钱袋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护航。其实对咱们金融人来说，健康发展从不是“创新与安全二选一”的难题——业务拓展的步子迈得越远，风险防控的根基就得扎得越深。这些典型案例，既是警示的“清醒剂”，也是防控的“导航图”。以案为镜、以鉴明心、以戒践行，把防控防线筑得更牢，这不仅是咱们作为管理层的使命担当，更是带领机构穿越市场风浪、行稳致远的底气与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