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关系是否当然终止?——从一起外籍教师劳动争议案谈起
作者:潘思佳 2026-11-17引言
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遇到了一个颇具讨论价值的问题:一名持有有效外国人工作许可、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外籍教师,在其年满50周岁之后继续在原岗位工作,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自动”由劳动关系变为劳务关系?
劳动仲裁机构给出了否定答案,一审法院给出了肯定答案。笔者代理外籍教师一方提起上诉,目前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之中。借此机会,笔者将本案的争议焦点与代理思路整理成文,与各位同仁探讨。
一、案件回放:从仲裁胜诉到一审反转
H某系外籍教师,2024年3月1日入职某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担任中学教师,从事语言类课程教学工作。学校为其申办了B类《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有效期自2024年3月13日至2025年3月13日。双方签订《聘用合同(新聘)》,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24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
2024年10月17日,学校向H某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书》,载明“根据2024年学校教师综合评估结果,经教职工人事委员会审议和投票,通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日期为2025年2月28日”。H某实际工作至2025年2月28日,学校按月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其支付工资至该日。
H某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学校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了H某的主要请求,裁决学校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学校不服,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H某出生于1974年5月24日,于2024年5月24日已年满50周岁;其在学校任教属于“非管理岗位”,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之规定,H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主体身份已不符合劳动者主体资格”,双方自2024年5月24日之后建立的系劳务关系;学校据此无须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至于H某提出的“其作为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的主张,一审法院以“缺乏依据”四字带过,未予采纳。
同一案件,仲裁与一审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分歧的核心,正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二、争议焦点:达到退休年龄,劳动合同是否“当然”变为劳务关系
一审判决的裁判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小前提是H某年满50周岁、属于“非管理岗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结论是双方劳动关系于2024年5月24日当然终止,之后按劳务关系处理。
这个三段论看似简洁,但大前提的适用条件、小前提的事实认定,以及结论与全案证据的相容性,每一个环节都值得推敲。笔者的上诉意见,正是沿着“前提—规范—事实”三个层面递进展开的。
三、三层递进的代理思路
针对上述裁判逻辑,笔者的代理意见分为前提、规范、事实三个层面,层层递进:第一层解决“H某何时达到退休年龄”的前提问题,第二层解决“《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能否机械适用”的规范问题,第三层解决“双方实际履行行为说明了什么”的事实问题。
(一)前提层面:“非管理岗位”不等于“工人岗位”,退休年龄的认定本身即缺乏依据
我国女职工退休年龄规则区分的是岗位性质。以本案适用的地区规则为例,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的相关规范明确,在生产操作岗位即工人岗位工作的女职工退休年龄为50周岁,在管理技术岗位工作的为55周岁,且“现岗位应以劳动合同中确定的岗位为准”。
据此,“非管理岗位”并不当然等于“工人岗位”——在管理岗位与工人岗位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技术岗位这一独立类别。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劳动者完全可能不承担行政管理职责,但其岗位性质绝非生产操作。一审判决仅排除了H某从事管理岗位的可能,便直接推导出其属于工人岗位,遗漏了专业技术岗位这一类别,存在明显的逻辑跳跃。
而教师恰恰属于法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关于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均将教师岗位明确列入专业技术岗位;《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亦要求民办学校教师在职务聘任、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方面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对待。H某长期承担中学语言课程教学,其工作需要相应学历、语言能力与教学经验,与生产操作、工勤技能等工人岗位显然有别。
更重要的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学校主张劳动关系于H某年满50周岁时终止,应当以“工人岗位”这一基础事实的成立为前提。但学校并未提交岗位分类制度、岗位备案材料等任何证据,一审判决亦未列明认定依据。在劳动者一方有教师法上的明确规定可依、用人单位一方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中学教师认定为适用50周岁退休年龄的工人岗位,难以成立。
(二)规范层面:《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不是劳动关系的“自动转换器”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则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两条规定的关系如何,直接决定本条能否机械适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79号建议的答复》(人社建字〔2019〕37号)对此有明确说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授权作出的补充规定:仅以是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作为劳动合同终止的唯一标准,在某些情形下对用人单位有失公平,《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正是针对这一立法不足,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形成补充与完善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中亦持相同观点:如非用人单位原因不能够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享有的劳动关系终止权不受影响;换言之,适用该条时,应审查劳动者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原因是否与用人单位有关。
本案恰恰是“因用人单位原因”的典型情形。H某系外籍人员,根据《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三条,民办非企业单位依法招用的外国人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学校作为用人单位,从未为H某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直接导致其无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用人单位自己不履行参保义务,再反过来以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却不能享受养老待遇”为由主张劳动关系自动终止,无异于从自己的违法行为中获益,有违任何人不得因自身不法行为而获利的基本法理。一审法院未审查上述归责性事实,直接适用《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事实层面:用人单位的履行行为构成对劳动关系存续的自认
退一步而言,即便在前两个层面均有争议,本案事实层面的证据也足以动摇“2024年5月24日自动终止”的认定:
其一,合同期限跨越退休年龄。2024年2月27日双方签订《聘用合同(新聘)》时,合同第一条明确记载H某的出生日期为1974年5月24日。学校在完全知悉H某将于2024年5月24日年满50周岁的情况下,仍与其约定两年固定期限(至2026年2月28日),且合同中并未约定以退休年龄作为终止条件。双方的真实意思,显然是以合同期限而非退休年龄作为劳动关系存续的依据。
其二,工作许可跨越退休年龄。学校作为用人单位,负责为H某申办外国人工作许可,行政机关在明知其年龄的情况下,仍核发了有效期至2025年3月13日的B类许可,表明行政机关已确认H某在该期间内具备合法就业资格。
其三,用工管理持续如常。2024年5月24日之后,学校继续为H某安排固定工作时间、实施教学管理,并于每月2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按月支付工资,直至2025年2月28日。双方从未订立任何劳务协议。
其四,也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如果学校认为劳动关系已于2024年5月24日自然终止,那么2024年10月17日那份《合同解除通知书》就是多余的——已经终止的关系,无须再“解除”。学校主动发出解除通知、并明确将解除日期确定为2025年2月28日,该行为本身就以劳动关系的存续为前提,与其诉讼中“劳动关系已于2024年5月24日终止”的主张直接矛盾。
四、外籍劳动者的特殊维度:工作许可与退休年龄的“打架”
本案还有一层国内普通劳动争议中不存在的特殊背景: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实行许可制度。《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须为该外国人申请就业许可,经获准并取得许可证书后方可聘用。对外籍劳动者而言,工作许可既是就业合法性的前提,也是其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入场券。
而根据《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所附《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在教育领域从事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属于B类外国专业人才;按照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受理条件,B类申请人应当不超过60周岁,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换言之,在外国人工作许可的制度框架内,B类外籍专业人才的许可年龄可以达到60周岁,而非50周岁。
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行政机关依据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确认一名外籍教师在50周岁之后仍具备合法就业资格,并据此核发跨越其50周岁生日的工作许可;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其在50周岁时即丧失“劳动者主体资格”。两套制度针对同一主体、同一期间,得出了直接矛盾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行政许可所确认的就业资格,理应成为司法认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的重要参照,不应被视而不见。
五、新规动态:从“一刀切”走向“实质审查”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及其前后,超龄劳动者与外籍劳动者用工领域的规则正在快速演进,整体方向与一审判决所采用的机械逻辑形成鲜明对照:
第一,2024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该决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从立法层面确立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基调。
第二,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5〕12号)第四条规定:“外国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外国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已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二)已取得工作许可且在中国境内合法停留居留的;(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的。”同时,该解释第二十一条明确废止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即“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前者直接确认了持有效工作许可的外国人请求确认劳动关系应予支持的规则;后者则意味着“享受养老待遇即按劳务关系处理”这一曾经的刚性规则也已被打破。依照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一般规则,新的司法解释适用于其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案件,本案一审判决作出时该解释已施行近一年,其第四条的适用空间值得二审法院关注。
第三,2026年5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将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的超龄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明确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核心权益,并要求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相关核心权益争议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
第四,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25〕226号),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在“劳动争议”项下增设“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在“劳务合同纠纷”项下增设“超龄劳动者劳务合同纠纷”,同时删除“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纠纷”案由,从案由层面承认了超龄用工关系的多元形态。
上述新规体现的立法趋势是一致的:不再以“达到退休年龄”这一单一事实对用工关系作一刀切的定性,而是转向对用工实质的审查和对超龄劳动者核心权益的底线保障。在这样的规则演进背景下,“签订了劳动合同、持有有效工作许可的外籍劳动者,跨过某个年龄节点就当然变成劳务关系”的认定思路,愈发显得不合时宜。
结语
回到本文标题的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关系是否当然终止?笔者的答案是:不当然。
退休年龄的认定需要区分岗位性质,“非管理岗”不等于“工人岗”;《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适用需要审查劳动者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归责前提,用人单位不能从自己的未参保行为中获益;双方以合同期限、工作许可和持续履行行为共同构筑的事实,更不容忽视。一份白纸黑字写明两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不会因为劳动者在某一天吹灭生日蜡烛,就悄无声息地变成另一份合同。
本案二审结果如何,笔者将持续关注,也欢迎同仁交流探讨。
(本文已对当事人信息作脱敏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