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功耘：不失历史，勇创未来
2020-12-3020562编者按：2020年12月，威科先行邀请本所顾功耘主任作为其系列访谈节目《中国律师20年：行业大家》收官之作的专访嘉宾，分享从业40年来对法学教育、法律科技、法律行业发展的体会和感悟。近日，其专访稿《顾功耘：不失历史，勇创未来》正式发布，特此转载，让我们一同领略顾主任的魅力和风采。
他，是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高考生，也是被“密招”录取的第一届北大法学生；82年1月大学毕业后，他手执教鞭，站上大学讲坛，一站就近40年。他，从那个法学教育刚刚恢复、法治建设百废待兴的年代，一路走过，见证法学教育从艰难拓荒到蓬勃发展的40年。40年时序更替，40年光阴荏苒。他在三尺讲台育得桃李满天下，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不断践行着法学教育大家的责任与担当。但，就在大家认为他即将要过起清静的书斋生活时，2018年，他又开启新的赛道，深入法学实践一线，加入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主任，弄潮时代，开创“律师法律+科技的数据化”的新未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就是顾功耘律师。在《中国律师20年：行业大家》第17期，也是2020年的访谈收官之作，我们有幸邀请到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主任顾功耘律师作为访谈嘉宾，带我们领略法学发展40余年风貌，不失历史，勇创未来！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
Q：您是77年宣布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能与我们分享下当初为什么想考法学，又是如何与北大结缘吗？
顾功耘：恢复高考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采取的是推荐上学政策，生源主要是“工农兵学员”，能上大学的人是凤毛麟角。我不是那个幸运儿，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去了江苏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直到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的消息传来，得知有机会回到校园，我内心十分振奋，报名了当年的考试。那时是考前报志愿，我填报了好几所大学，有复旦大学，也有位于我家乡的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当时报的是中文专业，没有报考法律专业，也没有填报北京大学。
那为什么会被北大法律系录取？我事后了解到，北大法学院的法学专业没有向社会公开招生，学校录取考生主要考虑分数等因素。那时江苏高考只考4张卷子：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历史和地理是一张卷，每一门满分是100分，总分400分。我的三门文科成绩非常高，都是90分以上，经过综合评定，我就被录取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很意外；但回头来看，也感慨命运的馈赠，这段求学经历让我走上了一条从来都未曾想到的探索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
Q：在北大读书时，有什么令您难忘的事吗？
顾功耘：在北大读书期间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我们是十年浩劫后第一届通过考试进入学校的学生，求学机会来之不易，大家都倍加珍惜。对于知识的渴望，到了一种近乎于痴的状态，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的，还要数“图书馆破门事件”了。
当时北大图书馆条件相对来讲比较好，但座位也是一位难求。大部分同学都是开馆前一两小时就去排队。冬天时，候馆时间点天刚蒙蒙亮，灰蓝色云雾透射出稀疏光束，风一刮，那可真是冷啊！大家都蜷缩在棉衣里，肩上挎着包，手里拿着书，边跺脚取暖边看书等开门。图书馆入口处是一排玻璃门，有一次开馆的时候，门口等待的人太多了，几百人一拥而入，结果“哗啦”一声，把整排玻璃门给挤垮了，玻璃渣碎了一地，同学们争分夺秒的学习热情可见一斑。当然现在条件好多了，大家还是要有秩序的去图书馆。
Q：【北大法律系77级】已经是个专有词条，不仅是法律界“黄埔一期”，还被称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学中最大的班级”，那时候班上有多少个人？整个学校情况怎么样？
顾功耘：我们这个班级最初只有60个人。后来响应中央号召，为给社会多培育急需人才，法律系在开学后的几个月里又增加了20余位走读生，一下成了80多人的大班级。学校共新招几千名学生，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家对培养人才的迫切需求。
Q：您专注法学教育与研究近40年，亲历了法学教育、法制建设与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这期间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顾功耘：投身法学40余年，感悟自是颇多的，先说教育这块吧。
法学教育与科研发展至今已有了长足进步，但为了迎接未来科技发展与应对法律服务全球化趋势，法律从业者除了专业能力过硬外，还需具有更高水平的应变能力。这就要从法学教育阶段开始培养，一是要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法学生不应只局限在法学知识的输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涉猎多学科知识，培养全球化视野，提高综合能力。我读书时，法学教材十分匮乏，刑法课讲刑事政策；民法课讲民事政策，没有关于每个学科成体系的完整的教材。于是，老师、同学们就去查阅翻译前苏联、西方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学资料作为参考。除了日常研习法学资料外，我也投入大量时间在非法学知识积累上，比如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等都有涉及。这种广泛阅读积累的能力，时至今日也是很重要的，法律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在发挥自己定纷止争的社会功能时，也会与其他领域产生连接，因此作为法律从业者，无论是作为司法工作者、律师、还是法律研究者，想要做到极致，就必须要广智博识。
二是要重视实践。“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学是一个应用性学科，不能只是从书本到书本，要积极参与实践，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就自己去创造机会，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就拿我来说，82年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分校任教，那时候学校也没什么实践合作单位。我就以老师身份联系上海市高院、上海市检察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当时还没有独立的法制部门），希望能以实习方式参与他们工作。征得机关同意后，我在教学之余，参加他们的研讨会、调研等多种形式的工作实践，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没有这些实践作为教学依托，我很难有今日在法研方面的建树。
说完法学教育，转而看看中国的法制建设，经过几代法律人的不懈努力，夯实了基础。未来5到10年，希望国家治理能够更加重视法律，依法治国；国人能够更加珍视法律，遵守法律。厉行法治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共同构建一个能被国际认可的良好法治化环境。
至于法律服务行业整体的发展与变化还是很大的。法律人出于业务开拓与升级转型需求，群体服务意识提升，诸多国内律所管理者“走出去”拜访国外先进大所，借鉴与吸取其成功经验。目前来看，还有很大优化空间。
逐梦者，我的职业转身
Q：您在教育行业深耕近40年，可以说是功成名就， 2018年又以律所主任身份加入锦天城，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决定从华东政法大学管理者到大所主任的身份转换？
顾功耘：从个人动因来说，我一直有个法治梦，并愿花一生时间做一个逐梦者。我的前半生教书育人，希望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培养接班人、薪火相传，但心里也是希望能深入法律实践，发现更多中国法治建设中丞待解决的问题，并为之找到解决方案。恰逢此时锦天城律所找到了我，希望我能接棒新一届律所主任。我在80年代初就已经取得律师资格，在学校任教时也兼职做律师，对律师行业并不陌生；另一方面，我在大学任职期间有20多年行政管理经验，基于前述经历，接受出任律所主任的邀约，不失为我践行法治实践理想的好选择。至于为什么选择锦天城？里面还是颇有渊源的。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是天和、锦联与长城三家律所在1999年合并而来的。三所合并后，锦天城采取主任外聘制，一般会从所外法律界、法学界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担任律所主任。锦天城的第一任主任史焕章，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前院长（编者按：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华东政法学院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当时是我的领导。史院长转换到律所工作后，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所以当锦天城律所第二任主任吴明德要卸任时，经史院长推荐、锦天城合伙人讨论决定聘我来所担任主任。除此渊源外，锦天城业务范围广泛，其中证券市场、金融方面的法律实务，也是我专业主攻方向。
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我就接受了锦天城的邀请，成为该所的第三任主任。
Q：这两年在您的带领下，我们看到锦天城不论在业务体量还是专业化方面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您觉得在您担任主任的2年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顾功耘：锦天城核心治所理念，是民主治理，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充分的民主，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这种民主缺乏必要的集中，也会产生弊端，比如会带来决策效率低下等问题。
我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降低过度民主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做好管理层间的协调、妥善处理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工作。锦天城律所在全国有3000多位律师，其中上海有1000多位律师，面对这样一群受过良好教育，才思敏捷，逻辑周密的同伴，要做好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期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事务所产生了新的管理层。新的管理层都是70后、80后的高级合伙人，相信在新的管理班子建立后，会带领锦天城迈向一个新纪元。
Q：您成为锦天城新的领航人后，您的治所理念是什么呢？在律所未来发展模式方面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顾功耘：锦天城在2016年到2020年这五年发展计划中曾提出坚持“专业化、国际化、规模化、品牌化“这四化的发展目标。
现在，锦天城共有4500多名员工，是国内最大规模的事务所之一。随着人员数量的增多，内部管理的压力也随之加大。所以，规模化就不能再成为下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在下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做了相应调整。将“一流品牌、卓越服务”作为发展总目标，坚持走专业化道路。
此外，为了满足客户国际业务的需求，为了提高事务所的运营效率和运用现代化手段的服务能力，我们还将加强“规范化”、“数据化”与“国际化”建设加入到下一阶段发展规划里。所谓规范化，是指无论对外业务，还是对内管理，都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依规范操作。唯有规范化，才能防范和规避风险，才能提高服务质量。
数据化，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律所的管理效能和服务效率。管理效能的提高依赖于律所IT、知识管理库、风控利冲管理、OA系统等建设的加强。要善于利用专业化数据库、智能工具、大数据，压缩律师低价值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整体来说，锦天城的绿色信息化建设，在国内律所占据领先位置，但与国际大所相比，还存在差距。所以这两年，我们一直加强国际布局。借鉴国际大所的发展以及管理经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行业前瞻
Q：疫情期间，很多律所业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结合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势，您觉得法律服务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顾功耘：此次疫情给整个法律行业敲响一个警钟，即业务类型过于单一的律所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远小于综合性律所，比如之前只做涉外业务的律所，在疫情影响和国际形势影响下，就要考虑转型，否则难以维系。这并非否定专业化律所，而是说律所在明确专业化定位同时，还应当开拓两三个法律业务作为支撑，当某一业务受到冲击时，其他业务能够补位。
Q：疫情期间，资本市场业务会受到比较大影响吗？
顾功耘：从实际情况来看，对金融行业，尤其是证券市场这部分业务影响不大，业务量反而还在增长。受到疫情影响，国家为保证企业有资金流转、能顺利开工，在发行股票债券方面条件相对宽松。很多企业在政策松动下，加紧募集资金，发展生产，所以这块业务不降反增。不过，在市场向好时，我们也要保持警惕，防止部分募资企业滥用资金，发生违约等风险，投资者也要谨慎投资。
Q：您说去国外考察了很多顶尖律所，对中国律所发展也非常有借鉴意义。那您能预测下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吗？
顾功耘：从国际上来看，未来的律师更多地将成为“行业律师“，而常规单一的律师业务，未来会逐步被人工智能替代完成。
所谓“行业律师”，意味着律师不仅能提供法律支持，还能全面了解和把握行业脉搏，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行业律师应该能引导客户，提供全方位、更高价值的综合性服务。
比如你要考虑怎么为客户提供战略性的咨询建议，包括内部管理，未来发展方向，潜在风险解决方案；客户若要进行投资，律师要帮助做尽职调查，既可以设计方案，也可以协助融资；告诉客户投资方向在哪，投资环境如何……行业律师应该走在客户前面，并尽可能预判到所有隐患，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风险，创造经营条件，为客户增值赋能。
从整体来看，这种法律服务的消费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一方面，需要靠律师努力引导客户；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能力，迎接行业发展新挑战新趋势。
寄青年人
Q：您的工作日常是什么样？面对压力是如何解压呢？
顾功耘：到了律所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休息日，基本上是一周7天满额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至少10小时。信息化时代，即便在休息时间，有比较紧急的事，还是要通过微信、邮件等方式及时沟通解决。我工作的减压方式，就是运动和看书。有时间就去走走步，一次大概一小时；挤时间看书，则是从学生时就形成的习惯。
Q：现在的青年人被称为焦虑体和迷茫的一代，您能给青年人一些人生和职业方面建议吗？
顾功耘：萨特曾说“对于过去我无能为力，但我永远可以改变未来”。人这一生很短，我们常说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选择的自由，当然现在青年人的选择很多，面对选择，尊重内心，选你所想。但如果做了选择，就要坚定走下去，为达顶点心无旁骛。当然在逐梦过程中，我们要保有对法律的信仰，因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只靠一个人，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做一点，改变一点。在逐梦路上，要时刻不忘为国家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威科寄语
Q：您了解的威科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顾功耘：威科在法律数据库行业，是专业化、国际化的代表，这与锦天城的发展方向也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锦天城全所采购了威科平台作为重要的业务信息化工具，威科数据库为律师查询法规、案例信息提供了准确而高效的支持。同时我知道，锦天城的很多律师也与威科有文章撰写、举办活动等实务合作，从律所的角度，我们也鼓励律师将更多的业务经验转化成文字成果分享到威科这样的平台，也非常好地体现了律师的业务和专业水平。
另外，平时我们也会就一些热点内容或团队研究进行写作，威科作为一个法律内容发布平台是非常专业的，过往与我们的多次合作也很愉快。今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出台之后，我们也与威科这边合办了会议，收获了很多关注，现在还在一直合作呢，也算老朋友了。
Q：送给威科先行一句寄语的话，您想说什么？
顾功耘：从法律大数据进阶人工智能是潮流所向，威科先行作为法律信息服务提供商，一直走在探索科技与法律有益结合的前沿。希望威科未来也能够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好，引领一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