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3日，闻泰科技发布《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45），闻泰科技及其子公司裕成控股有限公司在东莞法院提起维权诉讼，要求恢复对安世半导体（Nexperia）的控制权并主张80亿元人民币巨额损害赔偿。

闻泰科技与安世半导体控制权争议已经超越了一家上市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权争夺，成为观察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跨境投资保护、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窗口。

安世案件标志着全球跨境并购进入“后全球化时代”。在这一阶段，传统商业逻辑正在被国家安全逻辑重新塑造，投资者获得股权不再必然意味着获得控制权，跨境并购的核心风险也从交易风险逐步转向政治风险与监管风险。

第一阶段：收购与整合（2018-2020）

2018-2020年：闻泰科技分阶段完成对安世半导体100%股权的收购，交易总对价高达340亿元。这是当时中国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跨境并购案。

2020年后：安世半导体成为闻泰科技核心资产与主要利润来源。根据2024年年报，安世半导体的年度营收约为20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有率为9.7%

第二阶段：控制权争夺与“失控”（2025.9-2026.3）

2025年9月30日：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对安世半导体下达部长令，要求其全球30个主体在一年内不得对资产、知识产权等做任何调整。

2025年10月1日：安世半导体的三名外籍高管（首席法务官Ruben Lichtenberg、首席财务官Stefan Tilger、首席运营官Achim Kempe）向荷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提交紧急请求。

2025年10月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令，禁止安世半导体在中国境内的子公司及分包商出口特定的元器件和成品。

2025年10月7日：荷兰企业法庭作出裁决，直接解除了闻泰创始人张学政在安世的一切职务，将闻泰持有的安世99%股权被强行托管。

2025年10月起：安世荷兰方面关闭IT系统、拒绝提供财务资料，导致闻泰科技审计机构无法完成审计。

2025年10月26日起，荷兰总部单方面决定停止向承担安世半导体全球70%封测产能的中国东莞工厂供应晶圆。

2025年11月19日，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大臣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声明，宣布暂停其于9月30日下达的部长令，然而企业法庭的临时限制措施依然有效。

2026年3月3日，安世半导体总部禁用中国区所有员工的办公账户。

第三阶段：诉讼与反击 （2026.1-2026.5）

2026年1月14日，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就本案举行首次公开听证会，核心议题为是否应就“管理不善”指控启动正式调查，以及是否撤销临时措施，听证会未当庭作出裁决。

2026年2月11日，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公布裁决结果，法庭裁定对安世半导体涉嫌管理不善启动正式调查，并维持了2025年10月以来所有的临时措施。导致闻泰科技对安世半导体的控制权在调查期间继续处于受限状态。

2026年5月6日：因财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闻泰科技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简称变更为“*ST闻泰”。

2026年5月22日：闻泰科技公告，已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6年5月29日，闻泰科技宣布安世中国已搭建独立运营体系，拥有完整自主经营决策权。

安世半导体的历史可追溯至荷兰电子巨头飞利浦，该公司早在1940年代便开始制造半导体。2006年，飞利浦将其半导体部门分拆，成立恩智浦半导体。随后，恩智浦于2017年将旗下标准产品部门再度独立，组建成现今的安世半导体。

安世半导体专注于电子系统中最基础的逻辑与电源管理芯片，虽然其技术属于基础型，但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产品涵盖二极管、晶体管、静电保护元件及电源管理芯片等，并在这些基础元件市场中掌握约40%的市场份额，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汽车、消费电子以及工业控制设备。

此次争端导致安世半导体在全球供应链中断，并对欧洲汽车业造成严重冲击，包括德国的大众汽车等主要制造商皆发出供应链中断的警告。

本次接管事件的政治动机存在广泛质疑。

接管安世半导体事件是荷兰经济事务大臣首次援引1952年通过的一项框架性法律《货物供应法》行使权力。

该法制定于冷战初期，赋予任何政府部长权力，可就货品的使用、改装及维护发出指令，以便在非常时期作出预备或应变。

荷兰政府称，触发该法案是因为安世半导体出现了“严重的治理缺陷”。具体表现为：

• 不当转移资产：被暂停职务的CEO涉嫌将产品资产、资金、技术和知识不当转移至外国实体。

  
  

• 威胁供应链安全：此行为被认为违背了公司及股东利益，并对荷兰及欧洲的战略自主和供应安全构成威胁，可能使欧洲在紧急状态下无法获得安世生产的芯片等关键产品。

在荷兰政府介入前，安世半导体已深受美中科技竞争升温的影响。其母公司闻泰科技于2024年12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2025年9月29日，美国进一步扩大出口管制范围，更新〈附属机构规则〉，规定凡被列入清单的实体若持有其他公司至少50%股权，该附属公司亦自动适用相同的出口限制。由于闻泰科技全资持有安世半导体，安世因此自动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约束。

根据法院文件，荷兰当局的行动是在美国官员向荷兰外交部施压、要求撤换张学政以换取制裁豁免之后展开的。

荷兰政府采取行动后，美国商务部随即以“基于荷兰政府和荷兰司法所采取的行动，安世半导体不再受闻泰科技的控制”为由，将安世半导体排除在50%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

美国并不只是限制中国企业。其更深层目标是：重构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控制体系，并利用CFIUS、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和投资限制共同构成这一战略框架。

欧洲在中美压力面临两难的选边压力。一方面：需要中国市场和资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关键技术流失。欧洲政策具有明显摇摆性。

中国过去主要是全球投资体系参与者。如今开始逐渐构建：反外国制裁法体系；阻断规则体系；出口管制体系；数据安全体系等对应的回应体系。本次闻泰科技在东莞法院的起诉则是相应的回应。

从法律形式上看，闻泰科技与安世半导体的争议表现为公司治理与股东权利之争；但从实质上看，其核心问题已经演变为：“中国资本是否能够持续控制欧洲战略性半导体资产”。

1.《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边界

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在具体商业场景中发挥实际作用。

安世案件首次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样本。

闻泰科技主张：荷兰相关措施及司法行为构成对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不当限制，导致其投资利益和控制权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其通过中国法院寻求损害赔偿及权利恢复救济。

如果中国法院支持闻泰主张，意味着中国司法体系开始尝试对外国限制措施造成的损失提供民事救济。这将极大扩展该法的实际影响力。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法院判决未必能够直接改变荷兰监管措施。无论案件最终结果如何，该案都具有重要制度意义：

第一，形成中国企业维权路径；第二，提升未来谈判筹码；第三，为后续国际仲裁积累事实基础；第四，形成反制裁司法实践。

本案也标志着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利用国内法律体系回应海外国家安全措施带来的商业损失。《反外国制裁法》正在从原则性立法逐渐进入具体司法实践阶段。

2. 中国法院成为跨境投资争议的新救济平台

传统跨境投资争议通常遵循以下路径：当地法院诉讼 → 国际仲裁 → 投资仲裁。而安世案件显示出新的趋势：海外投资争议 → 中国法院诉讼 + 海外法院诉讼 + 国际仲裁并行。

这种变化体现出中国企业风险应对思路的转变。对于越来越多面临海外监管限制的中国企业而言，中国法院不仅是国内资产保护工具，也逐渐成为国际商业争议中的战略平台。

未来在半导体、新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和数据产业领域，类似做法很可能也会进一步增加。

3. 案件面临的现实执行障碍

尽管中国法院能够依法受理案件并作出裁判，但执行问题仍是案件最大的现实挑战。

(1) 判决域外执行难题

从国际私法角度看，中国与荷兰之间并不存在成熟的民商事判决互认与执行机制。

因此，即使中国法院支持闻泰科技的诉讼请求，相关判决是否能够在荷兰获得承认与执行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政策事项时，荷兰法院更有可能援引公共政策例外原则拒绝承认外国判决。

(2) 恢复控制权的可执行性低

与金钱赔偿相比，恢复控制权属于更复杂的非金钱给付义务。安世半导体作为荷兰法人，其公司治理结构适用荷兰法律。

董事任免、股东表决权安排以及企业治理结构均受荷兰司法体系约束。因此，即使中国法院作出支持性判决，其对荷兰公司治理结构的实际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欧洲长期以来奉行开放市场原则。然而近年来发生明显变化。欧盟于2019年建立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欧洲开始推动的“技术主权（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战略，对外国资本特别是中国资本参与关键技术企业投资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

其后多个成员国相继强化审查制度。包括：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均扩大了国家安全审查范围。

从国际投资法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闻泰科技起诉安世半导体荷兰总部及相关高管的案件，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遭遇国家安全审查后的救济路径”的标志性案例之一。

1. 国家安全审查成为核心风险因素

过去中国企业开展赴欧投资时，重点关注：财务尽职调查；法律尽职调查；税务合规；反垄断审查、数据保护、环境合规等。

但未来则需要增加：地缘政治尽职调查（Geopolitical Due Diligence）与政治风险评估。

尤其是对于半导体、AI、云计算、新能源、电池、通信、军民两用技术等行业，国家安全审查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建议企业投资前，必须评估其：是否属于关键技术行业；是否涉及敏感数据；是否具有军民两用属性；是否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是否会引发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等。

在许多情况下，政治风险甚至比商业风险更具有决定性。

2. 所有权与控制权开始分离

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股权决定控制权。然而近年欧美国家安全审查实践表明：即使投资者拥有绝对多数股权，也未必能够保持实际控制权。

政府可能通过：国家安全命令；特别监管措施；法院指定管理人；特殊治理安排等一些列措施限制股东控制能力。

安世案件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荷兰企业法庭可以认为：即使股东拥有合法股权，其行使控制权的方式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或公共利益。因此法院可以：保留股东所有权；限制股东控制权。这也是安世案件最值得中国企业关注的法律问题。

因此，未来海外并购中的风险可能不再是失去股权。而是：保留股权但失去控制权。

未来跨境投资协议中的控制权安排、补偿机制、强制退出机制和国际仲裁等条款将变得更加重要。

3. 中资企业投资模式发生变化

安世案件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策略。

建议中国企业在敏感行业的整体收购；控股型技术并购；关键技术资产获取型交易等类型上慎重考虑相应的风险。

而更多通过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少数股权投资；合资企业模式；技术合作等政治敏感度更低和监管阻力更小的投资模式进行。

对于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数据、新能源、电池、通信及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投资项目而言，企业必须将“政治退出风险（Political Exit Risk）”纳入交易决策体系。

过去二十年，跨境并购关注的是交易能否完成。未来十年，跨境并购更需要关注交易完成后能否长期维持控制权。

换言之，投资者不仅需要考虑：“我能否买下来？”更需要考虑：“如果未来东道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或剥夺控制权，我是否能够获得充分补偿并实现退出？”这将成为未来国际投资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安世半导体控制权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化时代向地缘政治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缩影。

从法律层面看，该案测试了国内《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边界以及中国法院在国际商业争议中的角色定位；从商业层面看，该案揭示了国家安全审查已经成为跨境并购不可回避的核心变量；从国际关系层面看，该案反映了中美欧围绕关键技术和产业链控制权展开的新一轮竞争。

未来跨境并购的成功标准，将不再仅仅是完成交易，而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实现长期、稳定且可持续的控制与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