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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类型与合同关系认定——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不谋求控制权”承诺为中心

作者:林雁 周魏捷 王雨田 2026-11-20

【摘要】违反上市公司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属性不宜作单一化处理,而应依承诺所处的交易结构与承诺所指向的利益关系作情境化判定。在重大资产重组中,被重组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所作的“不谋求控制权”承诺,虽无明确抬头与承诺对象,但其与重组方控股股东的“不放弃控制权”承诺构成功能上的对应关系,共同服务于重组交易中控制权稳定的制度目的,因而可以在利益关联方之间解释为合同关系。据此,违反该等承诺的,受损方可以违约责任而非仅以侵权责任寻求救济。与之相应,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不应拘泥于持股比例这一形式标准,而应考察行为人对董事会组成、管理层任免及公司治理运行是否形成实质支配。以“罗某诉K公司、廖某”案为样本的分析表明,承认公开承诺在特定利益关联方之间的合同效力,并在控制权认定上采取实质标准,能够在现行规范体系内为控制权争夺中的受损方提供更为契合交易实质的救济路径,但亦须以可预见性规则与因果关系检验限制违约责任的过度扩张。


【关键词】公开承诺;重大资产重组;合同关系;实际控制人;违约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上市公司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长期被置于证券虚假陈述的侵权框架之下理解。这一思路在“忽悠式增持”等面向不特定投资者的承诺类型中具有相当的妥当性:承诺人向市场发布增持、回购等信息,投资者基于信赖作出交易决策,违反承诺者以虚假陈述追究侵权责任,逻辑链条相对清晰。然而,当承诺的内容并非直接指向投资者的交易决策,而是在特定交易结构中充当控制权配置的功能性安排时,侵权路径的解释力便显得不足。重大资产重组中“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即属此类。


此类承诺通常由被重组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不通过所持股份主动谋求控制权、不联合其他股东谋求董事会多数席位、不联合其他股东提议罢免现任董事”。承诺的相对方在形式上并不确定,承诺函往往没有明确的抬头。依通行的侵权思路,违反该承诺若要对特定主体承担赔偿责任,须证明该主体因信赖承诺而遭受了可赔偿的损失,且违反行为与损失之间具备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问题在于,控制权争夺中的受损方——通常是重组方的原控股股东——并非以“投资者信赖”的方式与承诺发生联系;其损失源于为维持控制权而增加的履约成本,而非源于对承诺真实性的交易信赖。此时,侵权构成要件的装配面临结构性困难。


本文以笔者代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罗某诉被重组方K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廖某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为分析样本,试图论证:在重大资产重组这一特定交易语境中,“不谋求控制权”承诺可以在承诺人与重组方控股股东之间成立合同关系,违反者应承担违约责任;与之相配套,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应采“实质重于形式”的标准,以对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实质支配为核心判断依据。这一论证并非意在否定公开承诺的侵权责任路径,而是主张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应依承诺类型与利益结构作分层处理。


二、公开承诺民事责任属性的理论分歧与情境化选择



(一)单方允诺、合同与侵权:三种竞争性定性


围绕公开承诺的法律性质,既有讨论大致形成了三种立场。单方允诺说主张,承诺人向不特定对象作出意思表示,无须相对方受领即产生约束力,其效力基础在于承诺人的单方意思与法律的承认。合同说则认为,公开承诺若构成相关交易文件的组成部分或交易达成的前提条件,即应纳入合同框架理解,违反者承担违约责任。侵权说——尤其是虚假陈述侵权说——强调公开承诺的“公开性”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将不履行承诺视为对证券市场诚信秩序的侵害,以过错责任和信赖因果为其责任基础。


三种定性各有其规范指向,但也各有其边界。单方允诺说能够解释承诺对不特定公众的约束力来源,却难以说明承诺人为何须对某一特定主体的“履约成本”负责;合同说能够为特定主体间的损失赔偿提供请求权基础,但须克服承诺函“无明确相对方”的形式障碍;侵权说在投资者保护上具有制度优势,却未必契合控制权配置型承诺的运作逻辑。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不宜一概而论”,应秉持情境主义而精准判定。所谓情境主义,意味着不应从承诺的“公开”外观出发统一归类,而应回到承诺所嵌入的具体交易关系,考察承诺的功能定位、承诺人意思的受领结构以及违反承诺所实际侵害的利益性质。


(二)控制权配置型承诺的功能主义定性


“不谋求控制权”承诺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孤立的信息披露行为,而是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结构中的功能性组件。在创业板等板块禁止重组上市(借壳上市)的监管框架下(本案发生于2019年10月18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之前),确保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更,是重组方案得以获批的前提条件之一。为此,交易双方通常被要求作出方向相反但功能互补的承诺:被重组方承诺不谋求控制权,重组方控股股东承诺在特定期限内不放弃控制权。两种承诺相互咬合,共同构成控制权维持机制。承诺人违反“不谋求”义务,直接后果并非抽象的市场秩序受损,而是相对方为履行“不放弃”义务所付出的成本被显著抬高。


在此意义上,该等承诺的意思表示虽然以“公开”形式作出,但其真正的规范重心落在重组交易的利益关联方之间。承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重组方控股股东将依赖该承诺来安排自身的控制权维持策略;相对方也正是在信赖该承诺将持续有效的条件下,才承担了“不放弃控制权”的对应义务。这种相互依赖的给付结构,已经超出了单方允诺“无须受领”的构造,也不同于虚假陈述中投资者基于公开信息作出的独立交易决策,而更接近一种以交易关系为背景的双务性安排。因此,在定性上不应因承诺函缺少明确的合同抬头而否定合同关系的存在,而应考察承诺是否构成交易对价结构的组成部分以及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了可归责的义务对应关系。


三、利益关联方之间合同关系的教义学构造


(一)合同关系认定的障碍及其克服


将“不谋求控制权”承诺认定为合同,面临两个形式性障碍。其一,承诺人与相对方均非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签约主体。重组协议由上市公司与被重组方签订,罗某与廖某分别以控股股东身份出具承诺,并非协议当事人。其二,承诺函无抬头、无明确的承诺对象,不具备合同书通常的外观。


然而,合同关系的成立并不以当事人签署同一份文书为必要。在交易实践中,一方出具承诺函、相对方以自身行为或对应承诺予以接受,同样可以形成合意。本案中,罗某出具“不放弃控制权”承诺,本身即构成对K公司、廖某“不谋求控制权”承诺的对待给付;双方虽未在同一文件上共同签字,但各自的承诺在同一重组交易中相互指向、互为条件。一审法院将此概括为“各方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二审法院进一步指出,讼争承诺函“都是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组成部分”,各利益相关主体所作承诺“直接影响其他各方的利益”。再审法院亦确认,承诺函“共同确认了廖某与利益关联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裁判逻辑的实质,是以交易结构的整体性替代合同书的形式性,以义务的相互依赖性证明合意的存在。


从《民法典》的规范资源看,这一解释可以得到第473条与第490条的支持。公开承诺函在性质上接近于以交易关系为背景发出的要约:其内容具体确定(不主动谋求、不联合、不提议罢免),表明经相对方以对应承诺或受领行为接受即产生约束力。罗某出具对应承诺的行为,构成对要约的接受。承诺函无明确抬头,仅意味着受要约人未在文本上被逐一列明,而不意味着不存在受要约人。在重组交易的语境中,被重组方控股股东所承诺的“不谋求控制权”,其最直接、最实质的受益者正是重组方控股股东,因为后者承担着维持控制权的对应义务。将受要约人解释为包括重组方控股股东在内的利益关联方,并未超出承诺人可合理预期的范围。


(二)与投资者侵权救济的功能分工


承认利益关联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并不排斥公开承诺在证券法层面产生的侵权责任。同一承诺可以面向不同主体产生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对证券监管机关,产生行政法上的约束;对不特定投资者,在符合虚假陈述构成要件时产生侵权责任;对交易中的利益关联方,则可能成立合同义务。有学者主张,对于“不具有直接明确合同关系”的自愿性公开承诺,应借助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予以救济,这一立场本身是审慎的。但“是否具有直接明确的合同关系”恰恰是需要论证的对象,而不能以承诺函没有抬头这一形式特征先行否定。如果交易结构本身已经表明承诺是相互作出的、义务是彼此对应的,那么“合同关系”就不是拟制的产物,而是对交易实质的承认。


这一分层处理的制度意义在于:投资者侵权路径关注的是公开信息对市场整体的可信赖性,其救济对象是交易决策受到误导的投资者;利益关联方之间的违约路径关注的是控制权配置义务的违反,其救济对象是为维持控制权而支出额外成本的原控股股东。两条路径各有其保护范围,不应相互替代,也不宜以其中一条路径的成立条件去否定另一条路径的适用可能。


四、违反“不谋求控制权”承诺的违约构成


(一)“主动谋求”与“联合”的实质解释


承诺文本中的关键词是“主动谋求”与“联合”。如果将其理解为需要证明承诺人存在明确的主观故意、并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实施谋取行为,那么本案被告的行为确实难以被涵摄:提议罢免议案的股东是公司第三大股东,而非K公司本身;K公司只是投了赞成票,廖某则在董事会选举中当选董事长。从形式上看, K公司既未“主动”提议,也无法证明其与第三大股东之间存在“联合”的共谋。


但承诺的目的在于维持控制权不发生变更,而非仅仅禁止某种形式的行为方式。如果对“主动谋求”作如此狭窄的理解,承诺人便可以通过支持第三方提案、在董事会层面配合表决的方式,在形式上规避承诺约束,而实质上一手促成控制权转移。这显然违背承诺的规范目的。二审法院正是从实质角度认定:K公司在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使罢免议案得以通过;廖某在董事会上为自己当选董事长投赞成票,并在当选后解聘原总经理、聘任自己提名的人选。这些行为“以一系列行动,积极主动使自己成为公司新董事长”,对董事会决议、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具有“实质影响”,因此构成对承诺的违反。 K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如若其未投票支持罢免议案,该议案不会被通过。这一自认进一步切断了“行为与结果无关”的抗辩空间。


(二)损失的可预见性与因果关系


违约损害赔偿以可预见性规则限制责任范围。本案中,罗某的损失形态较为特殊:其并未直接从K公司或廖某处受领给付,而是为“夺回”控制权、履行自身“不放弃控制权”承诺,通过信托融资增持股票,后因股价下跌而被迫减持,由此产生损失。该损失是否属于承诺人在订约时可以合理预见的范围,是违约责任成立的关键。


从交易结构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承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对方之所以要求其作出“不谋求控制权”承诺,正是因为相对方自身承担着维持控制权的义务,并将以此承诺为前提安排控制权维护策略。违反该承诺将迫使相对方采取增持等措施,从而“加重”其履约成本;而控制权争夺本身会引起股价波动,增持股份的价值贬损属于控制权争夺的通常经济后果。再审法院明确指出,廖某“应当预见”其违约行为将直接影响、加重罗某的履约成本,且生效判决对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这一论证将可预见性的判断锚定在承诺的功能——维持控制权稳定——之上,而非锚定在抽象的股价波动之上,因而具有教义学上的妥当性。


五、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实质标准及其在本案中的运用


(一)持股比例标准的功能限度


《公司法》将实际控制人界定为“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在证券监管实践中,持股50%以上、支配表决权超过30%、能够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等,常被作为认定实际控制人的参考因素。这些标准在公开发行审核与信息披露中具有操作便利,但其功能在于提供可预期的类型化指引,而非穷尽“实际支配”的全部可能形态。当行为人的持股比例未达到通常门槛,却通过董事会改组、管理层更换等方式获得了对公司行为的实际支配力时,仍拘泥于持股比例将导致认定结论偏离规范目的。有法院亦已指出,实际控制人认定存在“实质认定标准”,应综合考量协议安排、经营决策状态等因素。


(二)董事会与管理层的控制作为核心指标


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控制权的实质标志往往不在于持股优势,而在于对董事会组成和管理层任免的决定性影响。董事会是公司经营决策的中枢,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日常运营;谁能够稳定地决定董事会多数人选和总经理人选,谁就在事实上支配着公司行为。这一判断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确立的“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以及“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等标准在规范精神上是一致的,只是将观察重心从“表决权的数量”转向“表决权行使的实际效果”。


本案中,廖某控股的K公司持股仅9%,从静态持股比例看确实不足以认定控制权变更。但动态地看: K公司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投票支持罢免原控股股东的董事职务,使原董事会解体;廖某随后当选董事长,并主导总经理的更换。由此,公司的董事会组成与管理层任免均在K公司、廖某的行为合力下被重塑。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其行为“对董事会决议具有实质影响,对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对公司治理结构、运营活动具有实质影响”,因而“已经取得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这一认定并不否定持股比例在通常情形下的指示功能,而是强调当持股比例与治理事实出现偏离时,应以治理事实为准。


六、违约路径的适用边界与制度反思


(一)竞合关系中的路径选择及其限制


本案的救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通说倾向于侵权救济的背景下,代理团队转以违约之诉提起诉讼,使罗某摆脱了“证明承诺人具有谋取控制权的主观故意”这一侵权构成要件上的困难,转而以承诺义务的违反和履约成本的加重作为请求权基础。三审法院均确认了利益关联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实质上认可了在公开承诺案件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可以竞合,受损方有权选择更有利于实现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但违约路径的适用须受到严格限制。其一,合同关系的认定依赖于具体的交易结构。并非所有公开承诺都可以在承诺人与特定主体之间成立合同;只有在承诺构成交易对价或交易前提、且当事人之间存在义务对应关系时,合同解释才有适用空间。其二,违约损害赔偿受可预见性规则约束,赔偿范围应限于承诺人在订约时所能合理预见的因违反承诺而导致的相对方履约成本增加及通常附随损失,避免将纯粹的市场风险转嫁给承诺人。其三,在投资者因同一违反承诺行为遭受损失的情形下,违约救济与投资者侵权救济可以并行,但应通过损失填平原则防止重复赔偿。


(二)对公开承诺规范设计的启示


本案亦暴露了控制权配置型承诺在文本设计上的不足。“不主动谋求”“不联合”等表述,如果缺乏对“通过支持第三方提案”“在董事会层面配合表决”等间接行为的明确覆盖,便容易在解释上产生争议。承诺函无明确抬头、无明确的义务对应关系条款,虽然在本案中通过交易结构的整体解释得到了弥补,但这种弥补依赖于裁判者的实质判断,可预期性有限。从制度完善的角度,重大资产重组中的控制权承诺宜明确承诺的相对方范围、义务的对应结构以及违反承诺时损失赔偿的计算基础,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定性争议。同时,监管规则与司法认定在实际控制人标准上的协调亦值得进一步推进:行政监管中的类型化指标与司法裁判中的实质判断不应被视为相互排斥的标准,而应在“实质支配”这一共同规范核心下形成层次化的判断框架。


七、结语

公开承诺并非一种同质化的法律现象。以“不谋求控制权”承诺为代表的控制权配置型承诺,其规范重心不在于向不特定投资者提供交易信息,而在于在重组交易的利益关联方之间分配控制权维持的义务与成本。承认此类承诺在特定主体之间可以成立合同关系,并以违约责任救济因义务违反而增加的履约成本,是在现行法框架内对交易实质的尊重,而非对合同相对性的逾越。与之相配合,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应当回归“实质支配”的规范内核,以对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实际控制作为核心判断依据,避免因持股比例的形式门槛而遮蔽控制权已经转移的事实。在公开承诺民事责任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情境化的类型区分与实质化的构成要件判断,比追求单一的统一规则更能回应资本市场交易结构的复杂性和可预期性。


注释

1.吕成龙:《证券市场自愿性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以新利益法学为方法展开》,载《清华法学》2026年第1期。

2.李新星:《上市公司大股东违反承诺的民事责任》,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北京金融法院:《民行案件中“实际控制人”的差异表达与反思》,2024年3月29日。

4.上海金融法院:(2023)沪74民初系列案(全国首例上市公司董监高未履行公开增持承诺证券侵权纠纷案),2025年4月25日一审宣判。

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3156号行政判决书。

6.《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第八十四条。

7.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证监法律字〔2007〕15号);《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证监发〔2013〕61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中国证监会公告〔2022〕1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