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结合实务著述，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主观明知”的审查认定方法进行整理。并就“明知内容”对本罪构成的影响进行讨论。

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行为人明知涉案产品系“伪劣产品”为前提。行为人对产品存在的“伪劣”情况不明知的，不构成本罪。相关观点认为：“主观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故意的，即行为人明知是伪劣产品而予以生产、销售。如果生产者不知道使用的原材料有假或者不符合标准，销售者不知其销售的商品是伪劣产品，因疏忽大意、不负责任而生产、销售的，不构成本罪。”（参见《刑法办案思路与疑难释解·第二卷》，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胡云腾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

上述“明知”的审查认定，不能仅凭口供，而应结合案件相关客观事实综合判断。相关客观事实通常包括以下16个方面内容：（详见下表）

需要注意的是，依据上述事实审查认定“主观明知”，不能过于机械，必须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如案发背景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关观点认为：“要全面系统进行分析、判断，不能仅凭某一个因素就轻易得出结论。如社会上存在一些专门回收礼品烟、酒而予以销售的个体经商者，他们回收的礼品烟、酒等物品的成交价格有时与市场价格相距较远，特别是那些受贿者所要处理的烟、酒等物品，这些物品中有可能真伪难分，掺杂着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销售者明知是伪劣产品而予以销售。”（参见《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局副局长丁天球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从认识因素层面而言，李某对于产品质量问题自始至终具有明知......市场在特殊时期会产

生一些阶段性的需求和表现，比如需求增加会拉高商品价格，供给跟不上会刺激替代品如假冒伪劣产品涌入等。对于长期从事医药行业的人士而言，上述信息属于常识性的背景知识。被告人李某从事医药行业多年，此案发生的背景是，李某通过常规途径已经无法采购到口罩，依其经验足以判断疫情显著拉高了对防护用品的需求。......但其仅进行了无关痛痒的形式审查......显然未将特殊时期、特定产品的风险把控置于首要位置，逐利动机压倒了此时本应恪守的谨慎义务。”（参见《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原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树德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版）

行为人涉案产品质量问题的“明知”可以是概括的，一般只要其认识到涉案产品是“存在质量问题的”，就不会影响犯罪构成。相关观点认为：“实践中，行为人在主观上通常表现为概括性认知，即明知犯罪的对象系伪劣商品，但对伪劣商品的具体种类、伪劣程度尚未达到确定认知的程度。这种概括认知并未超出解释中‘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范畴，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参见《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办案指引》，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检察官王文利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版）

但需要注意的是，若行为人所认识到的质量问题仅限于“与使用性能无关的问题”，或者根据行为人所认识到的质量问题，涉案产品明显不足以被认定为本罪意义上的“伪劣产品”，即便涉案产品实际确属“伪劣产品”，行为人也会因存在抽象事实认识错误而不构成本罪。相关观点认为：“实践中应区分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概括明知’。即行为人对犯罪对象具有概括性的认识，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况并不明确，比如，行为人明知涉案食品系伪劣，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形的伪劣并不明确，是不符合安全标准还是有毒、有害等，均包含在行为人的故意范围之内，行为人对其所销售食品具有概括的犯罪故意。这种情况下，应以其实际销售的对象性质进行认定，因为行为人对所销售的对象并不存在认识错误，无论涉案对象是任何属性的伪劣均在其容忍范围之内，按照实际销售对象进行定罪处罚，并不违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原则。另一种是对犯罪对象存在抽象认识错误。所谓抽象认识错误，即行为人主观认识对象与实际不一致，且两者具有不同的属性，分属不同的犯罪构成。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客观归罪，不应仅根据行为对象认定犯罪，而应该在故意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范围内认定犯罪。”（参见《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课题组撰，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35、136辑）“被告人委托进行4次检测中有3次检测结果为黄曲霉毒素ND即合格，仅有1次检测黄曲霉毒素B1超标，某一次检测中某一项指标不达标，仅说明该批次产品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同理，当部分牧场反馈有奶牛拉稀等现象时没有立即停止销售行为，仅说明被告人对于产品质量存在的瑕疵有疏忽、侥幸或不认真对待之嫌......。”（参见《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453号，徐云、桑林华等非法经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