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首页 锦天城概况 党建工作 专业领域 行业领域 专业人员 全球网络 新闻资讯 出版刊物 加入我们 联系我们 订阅下载 CN EN JP
首页 > 全球网络 > 上海 > 出版刊物 > 专业文章 > 挂靠与转包的定性:建工解释二下的老题新解(上篇)——定性之争:规范体系与区分标准

挂靠与转包的定性:建工解释二下的老题新解(上篇)——定性之争:规范体系与区分标准

作者:刘雨晴 2026-11-18

摘要

转包与挂靠的区分是建设工程审判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为同一事实外观设置了两种定性通道,区分的结论最终取决于在案证据,而非概念辨析。法释〔2026〕12号《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以第3条至第8条将两类情形的无效后果与请求权路径成文化,定性问题在个案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合同效力的评价对象、折价补偿的路径、管理费约定的存废与责任结构的展开,均取决于定性结论。本文以一起总承包合同纠纷为导入,循规范体系、构成区分、法律后果的次第展开分析,并就解释二留下的未尽问题与各方的应对策略提出意见。


关键词:转包;挂靠;借用资质;建工解释(二);实际施工人;折价补偿


一、案件切入

某大型建筑企业(以下简称甲公司)经招投标承揽一项建设工程后,该工程由某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组织人员实际施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乙公司以甲公司未支付结算款为由提起诉讼,诉讼中对双方法律关系的定性形成尖锐对立:乙公司(即原告)主张甲公司系将工程转包给乙公司,双方之间成立转包关系;甲公司(即被告)则主张乙公司自缔约阶段即借用甲公司的名义承揽工程,双方之间成立挂靠关系。


支撑这场定性之争的事实并不复杂。乙公司在缔约前后仅持有三级建筑业企业资质,低于案涉工程所要求的资质等级;其注册资本实缴仅200余万元,以这样的资质与资金状况,乙公司无法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揽该项工程。因此,最终工程由乙公司实际组织实施,甲公司始终以总承包人身份对外。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范结构中,同一事实外观可以作两种规范评价:既可归入第8条的转包情形,亦可涵摄于第9条、第10条的挂靠情形——第10条第(三)项明文规定,第8条第(三)至(九)项所列情形,有证据证明属于挂靠的,认定为挂靠[1]。


定性之争绝非概念游戏。双方关系若定性为转包,则甲公司与发包人之间的总承包合同原则上有效,无效的是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的转包合同,乙公司可循实际施工人条款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双方关系若定性为挂靠,则借名签订的总承包合同与资质出借安排均属无效,乙公司向发包人直接主张的通道取决于发包人缔约时是否知情,甲公司已收取的所谓管理费也难获支持。相同的签约文本、资金流向与资质差异,因定性分殊而对应着截然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与责任配置,实为建工实务中的共性难题。


二、争点提炼

围绕上述定性分歧,循着「事实识别—效力评价—权利救济—责任配置」的裁判逻辑,可提炼出以下四个层层递进的核心争点:


其一,转包与挂靠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当《管理办法》为同一事实外观设置两种规范评价时,区分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何处——是介入工程的时点,是名义的归属,还是发包人的主观状态?


其二,两种定性下的合同效力评价有何差异?转包情形下无效评价指向转包合同,总承包合同不受波及;挂靠情形下无效评价却向上延伸至借名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无效评价对象的这一差异,如何在规范上得到说明?


其三,两种定性下的请求权路径有何差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一)第43条为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设置了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通道;挂靠情形下的借用资质人能否援用该条,历来存在争议[2]。建工解释二第3条、第4条为挂靠情形另设路径之后,两类情形的路径差异是否已成定局[3]?


其四,两种定性下的费用与责任后果有何差异?管理费(借用费)能否主张、质量责任的连带结构如何展开、表见代理的外溢责任归于何方,均随定性结论而变动。

下文第三部分先梳理规范体系,第四部分回应争点一(构成区分);争点二至争点四——合同效力、请求权路径、费用与责任——留待下篇依次展开。


三、规范体系:禁令、认定与路径的层级结构

(一)双轨禁令:建筑法与民法典的分工


转包与挂靠在法律层面受到两条平行禁令的规制,两条禁令的规范位置本身就是理解两类行为差异的起点。禁止转包的规定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筑法》)第28条,该条针对的是承包人的履约行为——承包人在承揽工程之后如何处置其合同义务。禁止挂靠的依据则是《建筑法》第26条第2款,该款针对的是缔约资格与缔约名义——建筑施工企业既不得以其他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亦不得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4]。一条禁令规制「承包之后转出」,一条禁令规制「承揽之时借名」,禁令所指向的行为时点不同,两类情形在私法上的评价路径亦必然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791条延续了这一分工,其贡献在于把行政禁令转译为合同评价。该条第2款后段禁止承包人转包,转包合同的无效可以径直溯源于合同编分则的明文;相形之下,民法典合同编未设针对借名缔约的专门条款,挂靠所签合同的无效则需转介适用总则编——《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效力控制条款,结合《建筑法》第26条第2款的禁止性规定[5]。这种「转包在分则、挂靠在总则」的分布并非立法疏漏:转包中的承包人自始是真实缔约人,背离发生在履行环节,分则的履约规范足以评价;挂靠中名义与真实意思自缔约时即告分离,缔约方式本身的瑕疵只能交由总则的效力条款处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统摄性的概括:转包是履约瑕疵,挂靠是缔约瑕疵。这一对概括并非单纯的概念整理,它直接解释了后文两类合同无效评价对象的层级差异。


无效之后的结算则殊途同归。《民法典》第793条不问无效原因,凡工程经验收合格者均可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6]。这一条文为转包、违法分包与挂靠三类无效情形提供了共同的结算基准,也奠定了后文「路径差异、结算趋同」现象的规范基础。


(二)《管理办法》:行政认定的类型化及其对民事审判的参照功能


《管理办法》在规范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其直接功能是为行政机关认定与查处转包、挂靠提供标准。依合同效力评价的一般原理,违反部门规章原则上不导致民事合同无效,民事裁判亦不得径以规章作为无效依据。《管理办法》对民事案件的意义因而是间接的:它提供了一份行为类型清单,民事法官对法律关系作定性判断时,实际上是在参照这份清单识别事实形态,无效结论本身仍须回到《建筑法》与《民法典》。


这份清单的内部结构值得细读,因为它并非简单的并列罗列。第一重结构在于挂靠定义的时间轴属性。第9条把挂靠界定为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其第2款又将「承揽工程」展开为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1]。这一展开把挂靠的识别起点从施工环节前移至缔约环节,规范定义本身就包含了与转包的区分标准——借用名义的行为只有发生在承揽阶段才构成挂靠,发生在承包之后的则是转包或者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重结构在于第8条但书与第10条第(三)项共同确立的证明规则。第8条所列的九项转包情形——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与施工单位没有劳动合同及社保关系、约定由承包单位采购的主要材料由他人采购、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承包单位收款后转拨他人等——在缺乏相反证据时,应当认定为转包;有证据证明属于挂靠的,则应当认定为挂靠。同一事实群先推定为转包、经反证认定为挂靠,举证责任的分配由此内在于规范条文本身:主张挂靠的一方须就借名承揽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相对方无须证明自己未曾借名[1]。导入案例中双方的对峙格局,正是这一证明规则的具体展开。


第三重结构在于资质条款的覆盖面落差。第10条第(一)(二)项把没有资质借用与有资质施工单位相互借用(含低等级借用高等级)一并纳入挂靠的行政认定,行政层面上挂靠的成立不问借用方的资质状况;而民事无效条款以「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为要件(详后文)。行政认定与民事无效在「有资质互借」情形上由此出现覆盖面的落差,这一落差是后文效力张力问题的规范来源。


(三)建工解释一第1条:行政违法向民事无效的转译


行政违法不当然等于合同无效,两者之间需要一个转译机制,建工解释一第1条承担的正是这一功能。该条以《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为效力依据,把未取得资质、超越资质、借用资质、必须招标而未招标以及转包、违法分包等行政违法情形,筛选并转译为合同无效事由——条文列举的每一项无效情形背后,都立着一个效力性强制性规定[7]。


理解该条的关键在于两款的结构差异。第1款指向承包人(含借用资质人)与发包人订立的合同,第2款指向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而与他人订立的合同。两款各自圈定的无效对象,与前述「缔约瑕疵—履约瑕疵」的分工严格对应:挂靠是缔约瑕疵,无效评价自缔约层面发动,向上贯穿至借用名义签订的总承包合同;转包是履约瑕疵,总承包合同是真实意思的产物,无效评价只须指向背离履约义务的产物——转包合同本身。至于借用方与出借方之间的资质出借协议,其无效在解释一时代即可从《建筑法》第26条第2款与《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推导得出,但直至建工解释二第3条第1款,该结论才获得明文确认[3]。


(四)建工解释二第3条至第8条:从效力评价到路径安排


解释一与解释二的功能分工,可以概括为「一定效力、二定路径」。解释一回答合同是否有效;解释二第3条至第8条所回答的问题则向前推进了一步——合同无效之后,工程价款向谁主张、民事责任由谁承担。六个条文按照法律关系的层次排布:第3条处理借用方与出借方的内部关系,第4条处理借用方与发包人的外部关系,第5条处理借用方对外交易的外溢关系,第6条为转包与违法分包设置相对应的路径条款,第7条以代位权作兜底安排,第8条落实农民工工资的社会保护政策[3]。内部、外部、外溢三层并置的结构表明,起草者对挂靠问题的把握已经从「合同是否有效」的单一的效力评价,转向「三方关系如何清算」的整体安排。


这一路径体系与既有规范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第6条后段否定了接受转包方以其无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为相对方直接主张折价补偿与赔偿损失的可能,但该条否定的对象是合同路径的直接主张,建工解释一第43条的法定责任通道并未因此关闭——两项规则以请求权基础不同而并行不悖,解释二在此表现出明显的克制:它补路径之缺,而不废旧路之用。第4条把借用方对发包人的直接请求系于发包人的缔约知情,实际上是把此前由典型案例与个案裁判积累的「发包人明知挂靠则借用方可径行主张」的裁判思路成文化。第5条的表见代理条款与第8条的工资条款,则分别把《民法典》第172条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既有规范接入建工案件的民事裁判[8]。换言之,解释二的新意主要不在创设规则,而在把散落的规则组织为体系——定性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显著上升:当事人的权利主张落入哪一条规范路径,直接取决于定性结论。


(五)结算与衔接的配套安排


围绕效力与路径的主干,解释二另有四处配套安排。第11条把《民法典》第793条「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的参照范围明确为工程价款金额、计价方式、支付时间、调整方法与结算方法——参照的对象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计价数字,而是一整套履行安排,无效评价对结算的冲击由此被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第12条承认合同无效但质量合格时各方就折价补偿款达成的协议,与第11条共同形成「法定参照为底、约定结算为优」的双轨结算结构,为无效案件保留了意思自治的空间[9]。第22条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转包、违法分包及资质借用等违法行为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移送问题线索,民事定性与行政查处由此衔接,挂靠与转包案件由此具有「民事争议、行政后果」的双重面向。第23条则以受理时点切分新旧规则的适用范围:解释二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新规,施行前已受理的在办案件仍循既有规范处理[10]。


四、构成区分:区分标准的展开

(一)介入时点:区分转包与挂靠的关键


转包与挂靠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转包是先以自己名义承揽、后将工程转出;挂靠是自始借名承揽、贯穿始终。转包情形下,承包人与发包人订立总承包合同在前,将工程转给他人施工在后,转包行为是对合同义务的背离,而非合同订立的方式。挂靠情形下,借用人在参与投标、洽商条款、缴纳保证金、订立合同的承揽阶段即以出借人的名义出现,名义的借用构成合同订立方式本身。


《管理办法》第9条第2款的时间轴定义,正是把挂靠的识别时点前移至承揽阶段的规范表达。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湘民终1126号案中提出的三阶区分标准,第一阶便是介入阶段——挂靠人自招投标、订立合同前即介入,转包则发生于承包人承包工程之后[11]。导入案例中乙公司的资质与资金状况之所以具有证据意义,正在于这些事实指向承揽阶段的借名可能:一个仅持三级资质、实缴出资200余万元的企业,客观上只能借助他人名义完成承揽,而非在他人承揽之后再行承接。当然,介入时点本身仍须证据证明,投标文件的编制主体、履约保证金的支付账户、缔约洽商的往来记录,都是常用的验证材料。


(二)名义归属与真实合意


时间维度之外,区分的第二个支点是名义与真实意思的对应关系。转包情形下,承包人自始以自己的名义对发包人承担合同义务,其真实意思与签约名义一致,背离发生在履约环节;挂靠情形下,签约名义与真实意思主体发生分离——合同载明的承包人是出借方,实际承揽并履行的是借用方。名义与意思的分离是否为发包人所明知,遂成为定性与后果的双重关键。


此处应当区分两个层面的问题。就定性而言,借名合意的存在须由主张挂靠的一方证明,证明的对象是借用方与出借方之间就借用名义承揽工程形成的合意,以及借用方在承揽阶段借用名义的事实。就后果而言,发包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种借名状态,依建工解释二第4条直接影响借用方能否向发包人直接主张。湘民终1126号案归纳的第三阶标准——发包人认知的对象——提示的正是这一层次:发包人认识到的是转包行为还是借名承揽,其后果截然不同[11]。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民终1126号案确立三阶区分标准:一看介入阶段,挂靠人自招投标、订立合同前即介入,转包发生于承包之后;二看名义承包人的角色,其是否完成自承揽、签约至终止结算的全过程;三看发包人认知的对象,其认识到的是转包行为还是借名承揽。该案中实际施工人未参与招投标、名义承包人完成签约至结算全过程,该院据此认定为非法转包而非借用资质[11]。


(三)资质欠缺的证明意义及其限度


资质欠缺在定性判断中的地位需要准确把握。一方面,借用资质的动因通常正是资质的欠缺或不匹配——没有资质的单位需要资质,资质等级偏低的单位需要更高的等级,这正是《管理办法》第10条第(一)(二)项将无资质借用与有资质互借并列规定的原因。导入案例中乙公司三级资质与200余万元实缴出资的事实,其证明力即在于与借名承揽的动机结构相互印证。


另一方面,资质欠缺本身并不等于挂靠。转包情形下接受转包的一方无相应资质,构成的仍是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单位,构成的也不是挂靠。资质事实只有在与承揽阶段的借名事实相结合时,才对挂靠定性产生印证意义。换言之,资质与资金状况是挂靠主张的必要佐证而非充分依据,当事人单凭资质欠缺主张挂靠,在证明结构上是残缺的。


(四)与内部承包的区分


定性分析还须排除一种合法形态:内部承包。施工企业将其承包的工程交由本单位人员承包经营,承包人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接受企业管理的,该安排属于企业内部的经营方式,不构成转包,更不构成挂靠。《管理办法》第8条第(三)项以派驻人员与施工单位有无劳动合同和劳动工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作为转包的识别标志,其反面即为内部承包的识别标志。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皖02民终284号案中将有无劳动关系列为区分转包与挂靠的五维标准之一,该维度同时承担着排除内部承包的功能[12]。实务中名为内部承包、实为挂靠的安排并不少见,识别的要害仍不在协议名称,而在劳动关系是否真实、管理是否实际发生、经营风险是否真实由企业承担。


(五)证明框架:人、财、物、事四要素


归结起来,定性的证明可以组织为人、财、物、事四个维度。人的维度,裁判者考察项目管理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与名义承包人有无劳动合同与社保关系、与谁建立事实上的用工关系;财的维度,裁判者考察资金投入的来源、投标保证金与履约保证金的实际支付主体、工程款的收支路径——款项由发包人付给名义承包人后全额转付,是挂靠与转包共享的外观,款项的原始投入方向才具有区分意义;物的维度,裁判者考察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与设备的采购和租赁由谁实施;事的维度,裁判者考察施工组织、质量管理、签证索赔、结算往来由谁实际进行。四个维度均不单独决定定性,综合认定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主张挂靠的一方,其核心任务是证明承揽阶段的借名介入;主张转包的一方,其证明重心在于名义承包人系以自己名义独立完成招投标与缔约,其后才将工程转交他人施工。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02民终284号案给出五维框架:合同订立阶段实际施工人是否以名义承包人授权代表的身份介入签约,资金投入与施工管理是否自筹自营而名义承包人仅收取固定比例费用、不担风险,双方有无劳动关系,工程款流向如何,以及综合全案证据能否达到高度盖然性。该案借名签约、按决算价百分之一收取管理费、名义承包人无投入且无劳动关系,该院据此认定为挂靠,被挂靠人仅负转付义务,已全额转付的,实际施工人再行请求其直接付款不能成立[12]。


上述两案均为个案裁判,本文引用意在呈现裁判方法的样态,而非宣示统一的裁判规则。但趋同的脉络仍然清晰:介入时点与名义承包人的角色构成定性的主干,人财物事的事实群围绕主干作综合认定,证明标准取高度盖然性;裁判方法整体上经历了从合同名义到实质审查的转变,与《管理办法》先推定转包、经反证认定为挂靠的规范安排相互呼应。导入案例所呈现的定性对峙,正是在这一裁判脉络中展开的证据之争。


下篇预告

定性落定,利益分配才刚刚开始——合同效力如何评价?实际施工人可循哪几条请求权路径?管理费与连带责任如何配置?建工解释二还留下哪些未尽问题?下篇将依次回应争点二至争点四,并以面向建工企业的实务建议收束全篇。


附录:引用出处一览

以下出处按文中注脚编号顺次排列;法规与案例经北大法宝、威科先行双通道检索核验,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6月29日发布的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另行核对公开发布文本,检索日期为2026年11月14日。

[1]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号,2019年1月1日施行)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2021年1月1日施行)第四十三条。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12号,2026年6月30日施行)第三条至第八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年修正)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一条。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12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12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11] (2020)湘民终1126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实际施工人未介入招投标,名义承包人完成工程承揽、合同签订至终止结算的全过程,认定案涉法律关系系非法转包而非借用资质)。

[12] (2021)皖02民终284号,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施工人于名义承包人与发包方订立施工合同时即以授权代表身份介入签约,名义承包人仅收取工程决算价百分之一的管理费、无投入且与实际施工人无劳动关系,综合全案证据依高度盖然性认定系借用资质;发包方汇入名义承包人的工程款已全额转付的,实际施工人再行请求其直接付款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