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方燕提出了一项直击资本市场痛点的建议：健全财务造假犯罪追责与赔偿衔接机制，建立“检察提前介入－证监会专业支持”的常态化机制。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紧锣密鼓地修订内幕交易司法解释，释放出“依法从严惩处”的强烈信号。

作为一名长期在证券犯罪领域执业的刑事律师，笔者目睹了太多“大佬”在镁光灯下陨落，也见证了更多“小人物”因为一次无心之举，被卷入刑事追诉的漩涡。2025年，A股市场共有逾90家上市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另有8家公司披露了高管获刑的《刑事判决书》。在“零容忍”上升为政治任务、行刑衔接成为标准动作的今天，监管的“长牙带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市场生态。

今天，笔者不谈那些遥不可及的百亿操盘手，只聚焦于在资本市场这锅沸水里捞食吃的“讨饭人”，从一个小切角切入，为大家揭示一个正在发生的、隐蔽却致命的法律风险：在行刑协同背景下，“法定知情人”的身份推定与行政证据的刑事转化，是如何让一个普通人变成阶下囚的。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或者那些签了保密协议的重组方，才算内幕信息知情人。错了。

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一条，法定知情人的范围宽泛得惊人：不仅包括发行人及其董监高，还包括因法定职责、职务便利或业务往来可以获取信息的人员。这意味着，给上市公司做审计的实习生、参与重大项目谈判的司机,甚至是为重组方提供餐饮服务时偶然听到墙角的会所经理，在法律定性上，都具备了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资格”。

笔者代理过这样一个咨询案件。当事人是一位私募基金的研究员，他在一次行业沙龙上，从一位上市公司董秘的醉话中拼凑出了重组的轮廓，随后买入股票获利。案发后，他坚称自己只是“聪明人”，利用了“信息差”。但在司法机关眼中，他通过特定身份（基金研究员，属于业务往来人员）获取了信息，自动落入了“法定知情人”的范畴。

这就引出了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推定的边界。在行政处罚阶段，基于效率原则，监管机构往往采用“推定知悉”——只要你具备法定身份，在敏感期有交易行为，且不能自证清白，就可以认定违法。但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本应是“排除合理怀疑”。然而，随着行刑衔接的深化，这种行政推定正在悄然渗透进刑事审判。

2019年最高法再审改判的顾某军案就是一面镜子。在该案中，虽然原审认定虚增利润的事实存在，但因证据不足以证实危害后果达到“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程度，最终改判无罪。这个案子告诉笔者们：行政上的“认为”，永远不能替代刑事上的“证据”。但在实践中，有多少办案人员会去细致区分这两者？

如果说身份推定是第一道坎，那么证据转化就是第二道鬼门关。

2026年1月，证监会等12部门联席会议明确指出，要“深化重大案件行刑衔接”。在目前的协作机制下，证监会稽查部门的调查笔录、审计报告、甚至内部工作底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顺畅度流入刑事程序。

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逻辑悖论：行政证据的取证标准远低于刑事证据。证监会在稽查阶段，面对当事人时往往采取“询问”而非公安机关的“讯问”，没有强制措施，也没有必须全程录音录像的要求。但当这份询问笔录被移送给公安或检察机关后，它往往被直接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

在近期参加的一场高规格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和律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认定函》在刑事程序中的定位模糊。证监会出具的专业认定函，在法庭上往往被当作“准鉴定意见”使用，甚至不加质证就直接采信。这导致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在行政调查阶段，如果你没有律师陪同，随口说了一句“我好像觉得这事挺大”，这句话可能在一年后，成为公诉人指控你“明知内幕信息具有重大性”的核心证据。

笔者把这个阶段称为“证据黑洞”。在行政处罚阶段，你面对的是罚款和市场禁入；一旦证据流入刑事程序，你面对的将是自由刑。而且，由于刑事案件的审理周期长，即便你最终胜诉，追缴的违法所得也往往被优先上缴国库，投资者赔偿只能排在后面，面临“罚了不赔”的尴尬。

结合2025年以来的监管处罚动向，笔者为大家梳理了三种在“讨饭”过程中极易触碰红线的场景。这些场景看似平常，但在当前的司法协同体系下，刑事风险极高。

场景一：饭局上的“消息灵通人士”

很多散户投资者或私募掮客，以拥有“内幕消息”为荣。当你的朋友、同学、前同事在上市公司任职，并在饭局上透露只言片语时，你据此操作，哪怕只赚了几万块。在目前的司法认定中，只要你属于特定身份获取者（例如你和信息泄露者有过联络接触），控方往往采用“拼盘式认定”——将你的法定身份（如你是金融从业者）与接触事实混为一谈，降低证明标准。这不再是违规炒股，而是涉嫌刑事犯罪。

场景二：私募基金的“明股实债”与信披陷阱

随着《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的落地，私募基金已被纳入信息披露义务主体。以往很多私募在底层资产暴雷后，选择发布虚假的净值报告或隐瞒重要信息“拆东墙补西墙”。请注意，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立案标准非常具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累计100万元以上，或者虚增资产达到当期披露总额30%以上。私募基金一旦涉及此类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民事违约，而是直接面临刑事追诉。2025年紫晶存储案中，10名高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不少是负责具体业务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并非首恶，却因配合执行虚假业务而沦为阶下囚。

场景三：借出账户的“江湖救急”

朋友缺个证券账户打新，你把账户借给他；老板需要个账户过桥资金，你慷慨相助。这在以前叫“人情往来”，在现在的监管科技眼里，这叫 “账户出借”。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的账户被纳入操纵市场的账户组，你很可能被认定为操纵市场的共犯。在2026年证监会的“1号罚单”中，监管部门完整追溯了当事人控制的67个账户，横跨1252个交易日。如果这些账户里有你借出的那一个，你需要向检察官解释的，就不再是“为什么借”，而是“为什么配合他操纵”。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作为在资本市场讨生活的朋友，应该如何自保？作为律师，笔者给出以下几点最务实的建议：

第一，重构你的“信息防火墙”。

从现在开始，把你接触到的所有上市公司信息都假设为“内幕信息”。不要打听，不要讨论，不要传播。特别是在重大资产重组、业绩预增、分红方案等敏感期，尽量避免与相关方的非公开接触。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上，务必核实。因为这份登记表是刑事立案的重要依据，如果你未被登记，可以作为你“实际不知情”的有力抗辩。

第二，高度重视行政调查阶段的“黄金救援期”。

很多人在收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时，态度随意，觉得“大不了罚款了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觉。正如前文所述，行政调查阶段形成的笔录，将在后续的刑事程序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旦收到调查通知，请立即寻求专业的证券刑事律师介入。在律师的指导下，判断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证据需要固定，哪些陈述可能构成未来的“自认”。行政调查阶段，才是真正的刑事辩护主战场。

第三，警惕“配合”的法律边界。

当办案人员说“你配合一下，写个情况说明”时，请务必谨慎。说明什么？承认什么？你的每一次“配合”，都是在为未来的刑事判决书添砖加瓦。特别是对于财务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不要为了保住工作而盲目听从实控人指令，去伪造单据、拦截询证函。2025年，*ST广道案中，不具有董监高身份的财务部经理、采购经理，因配合制作虚假单据，被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处以重罚及刑事责任追究。

第四，利用“行民刑”协同中的缝隙保护自己。

目前法律框架正在完善，但也并非没有缝隙。例如，新《证券法》虽然取消了行政处罚作为民事赔偿的前置程序，但在刑事领域，行政认定函依然具有极大分量。作为当事人，你要学会利用这种“不同步”。如果你的行为尚未引发刑事立案，应尽可能在行政阶段达成和解或争取从轻处罚，利用行政罚金抵扣未来的刑事罚金，避免“一事二罚”。

资本市场的法治化，正在从“零散治理”走向“系统治理”。对于监管层而言，这是净化市场的利剑；对于大家而言，这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别再天真地以为，只有那些呼风唤雨的“大佬”才会坐牢。在这个刑事追责常态化的时代，一次无心的微信聊天，一个出于义气的账户借用，一份未经核实的财报，都可能让你跨越从“信息差”到“法律红线”的这一步之遥。

大家既是市场红利的追逐者，也必须是法律红线的敬畏者。正如笔者在一次论坛上听到的那句警示：“如果一套规则安排连最坏的人的权益都能保护，那它一定会保护好人的利益。”但在那之前，请先保护好你自己。

因为，当资本的潮水退去，裸泳的人不仅会尴尬，还可能被冰冷的手铐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