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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争议案例研究之一:生前作出的家族信托安排,身后能执行吗?

作者:王玉婷 曾啸 2026-11-20

一、 家族信托说好了,为什么还会落空


过去几年,家族信托已经成为高净值人群财富传承规划必备工具之一。在笔者团队服务的家族财富传承的实务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企业家已经充分理解家族信托的功能,也多次与律师、信托机构讨论过方案,甚至已经圈定了要装入的资产范围,但文件始终没有签下来。


常见的顾虑有股权装进信托,会不会影响企业融资和实际控制?不动产装进去,税费怎么算?受益人条款一旦确定,以后还能不能改?方案是不是还可以再优化一版?此外,还有更多客户觉得身体尚好,时候尚早。但宗氏家族争议案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企业家面前:财富传承的时间窗口,常常不由人自己决定。


2024年1月下旬到2月25日,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宗庆后先生密集完成了手写指示、委托书签署、遗嘱订立、股权与董事职务移交等一系列安排;2月25日去世,距离2月2日签署委托书仅23天。此后的事情众所周知:三名子女在香港和杭州两地提起诉讼,汇丰账户约18亿美元资产被香港法院保全,至今未能按原定方案进入信托。


这个案子引发各界关注和热议,它清晰地展示了家族信托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安排做了,人也承诺了,钱也在了,为什么还可能落空?


二、宗氏家族争议案的事实脉络梳理



本案的三名原告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是宗庆后与杜建英的子女;被告宗馥莉是宗庆后与施幼珍的女儿。争议财产是建浩创投有限公司(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名下香港汇丰银行账户中的资产。


据香港高等法院裁决书披露,与信托安排有关的文件大致有四份,时间高度集中。


第一份是据称2024年1月下旬的手写指示,收件人为郭虹,内容是要求赴香港为三名子女各设立7亿美元的信托,本金原则上长期不动,仅分配利息收益。


第二份是2024年2月2日宗庆后签署、由宗馥莉签署确认函的《委托书》。其中确认宗馥莉为宗庆后代持相关公司股权及资产,并委托她以设立人身份办理三个境外信托。信托A、B、C分别以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及其子女为受益人,受益人不包括该等人士的配偶,信托利益为受益人的婚前个人财产,信托总金额21亿美元,为不动本信托,信托财产继续在汇丰香港作固定收益投资,任何人士不得主张动用本金向受益人分配。


第三份是2024年2月2日订立的公证遗嘱,将娃哈哈集团29.4%股权交由宗馥莉继承。同日,宗馥莉成为建浩创投唯一登记股东,并在宗庆后去世后接任董事。


第四份是2024年3月14日宗馥莉与三名原告签署的《四方协议》。三人认可宗庆后的遗嘱及相关遗产承继安排,宗馥莉则承诺以建浩创投汇丰账户中的资产设立三只信托。


截至2024年5月31日,该账户净资产约18亿美元。2024年6月至11月,信托机构、律师及各方代表多次传递信托合同草案与资产转让文件,相关文件最终均未完成签署。


诉讼进程上,2024年12月27日三名原告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继承之诉,并在香港依据《高等法院条例》第21M条申请跨境资产保全。2025年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颁发临时禁制令及披露令,禁止宗馥莉从该账户提取或抵押任何资产,并责令披露账户余额、收支账目及2024年2月2日后的资产转移资料。2026年7月21日,上诉法庭认定五项上诉理由均不具备合理胜诉可能,全部驳回,维持保全令与披露令,并判令支付25万港元诉讼费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香港法院自始至终没有确认三只信托已经设立。香港原讼法庭在 Jacky Zong and Others v Kelly Fuli Zong and Another 一案中作出的[2025] HKCFI 3355号裁定,处理的是为内地诉讼保全资产和披露账户信息,具体权利义务仍留待实体程序解决。〔1〕保全令解决的是“钱先不要动”,而不是“钱归谁”。真正决定这三只信托命运的,是内地法院对遗嘱、委托书和四方协议性质的认定。


本文借这场争议提出一个中国法下也会遇到的问题:委托人生前做了信托安排,设立人去世以后,家庭成员如何继续落实?


三、身后分配,不等于身后才设立信托

这里所说的“生前信托”,是指委托人/设立人在世时已经建立信托关系,受托人也已承担相应义务;信托财产可以约定在设立人去世后再向受益人分配。遗嘱信托则以遗嘱为设立依据,在遗嘱人死亡后按遗嘱安排落实。二者都可以服务身后传承,区别在于信托关系何时、依什么法律行为形成。两宗新加坡法院审理的案件,能够帮助理解“生前设立”与“死后生效”的差别。


在新加坡上诉法院审理的 Kamla Lal Hiranand v Harilela Padma Hari and Others 案中,死者的儿媳Kamla依据一份1988年文件主张遗产应按其中的信托安排分配。该文件自称是死者最后的遗嘱,要求撤销此前遗嘱,并约定在死者去世后第17天生效,但没有见证人签署。死者生前住所位于香港,文件据称在美国加州签署。上诉人承认,该文件不符合新加坡及其他相关法域的遗嘱形式;判决具体说明,它也不能依香港或加州法律作为遗嘱生效。


Kamla主张,即使文件不能作为遗嘱生效,也可以据此认定死者已经设立信托;部分家人知道死者的安排,也应当受其约束。新加坡上诉法院在[2000] SGCA 40号判决中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该文件在死者生前不产生财产处分效果,性质上是一份拟于死后生效的遗嘱性文件。遗嘱形式不成立后,不能仅凭文件中使用了信托安排,或者家人知道死者的意愿,就把它改造成一项生前信托。〔2〕


而在 Sheares Betty Hang Kiu v Chow Kwok Chi and Others 案中,母亲Grace Chow在丈夫去世后,为解决家庭对遗产分配的争议,与四名子女签署家族安排,并同时签订协议契据和信托契据。文件列出了纳入信托的不动产、公司股份、银行存款和其他财产;母亲明确声明自己从签署之日起以受托人身份为四名子女持有这些财产,并约定部分收入在其生前分配,剩余财产在其去世后分配。


新加坡高等法院在[2006] SGHC 34号判决中认定信托已经有效成立。母亲去世后才分配部分财产,只是信托的履行时间;信托关系、受托义务和受益人的财产利益在文件签署时已经发生。后来的遗嘱不能处分已经进入信托的财产,相关受托人也应当交代信托财产的管理情况。〔3〕


两案结果不同,原因有两层:其一,文件是否在设立人生前产生约束力;Kamla案的文件只准备在死后发生效力,Sheares案的信托则从签署之日起生效。其二,信托财产、受益人、受托身份和管理方式是否写得足够确定,使当事人权利义务可以直接识别。所以,阅读一份传承文件,应当具体判断:当事人是否已经签订信托合同或由受托人承诺承担管理义务;如果文件只准备在死亡后处分财产,是否依法作出了有效遗嘱;如果只是安排他人以后办理,是否形成了内容确定的合同义务。


家族信托安排身后能否执行,答案取决于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委托人去世之前,法律上究竟已经完成了哪一步。在中国法下,至少要区分三条路径:已经设立并运转的生前信托、仅在遗嘱中作出安排的遗嘱信托,以及只有协议和意思表示、信托实际上从未设立的安排。三者能否在身后有效执行,答案也不尽相同。接下来我们回到中国法,分别探讨这三种安排如何落实。


四、中国法下三条不同的执行路径


(一) 信托在生前已经成立


这是三条路径中效力最稳固的一条。


从法律构造看,一项有效信托的设立,通常包含三个层面: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确定的信托财产、必要的信托登记或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第八条区分了两种成立方式:采取信托合同形式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的,在受托人承诺信托时成立。因此,判断一份文件是否已经设立信托,首先要看签字人以什么身份作出承诺。


如果文件约定由某人直接作为受托人管理已经确定的财产,并且该受托人已经签字承诺,文件可能已经产生信托关系。若文件只是委托子女寻找信托公司、协商条款和办理手续,子女承担的通常是设立事务,而不是专业受托人的财产管理职责。两类文件即使都叫《委托书》,法律效果也不相同。


一旦信托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完成交付,法律后果就非常确定: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也独立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信托成立后,委托人去世时,信托财产是否进入遗产分配,要按《信托法》第十五条判断。委托人不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存续,信托财产不作为其遗产;如果委托人同时也是共同受益人,其本人享有的信托受益权仍作为遗产处理。


因此,委托人设立信托后去世,属于委托人主体资格消灭,并不影响信托本身的存续——信托不因委托人的死亡而终止,受托人继续依信托文件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受益人继续享有受益权。这就是“生前信托”最核心的制度价值:它不是一份关于未来的承诺,而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现在就在运行的法律关系。身后执行不需要重新设立,只需要继续履行。


但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前提:财产控制权必须真正交出去。实践中大量家族信托之所以在境外被“击穿”,问题并不出在设立时的文件,而出在委托人对信托财产保留了过度控制。张兰案中,委托人保留银行账户签字权,多次自行转出资金用于个人消费,被新加坡高等法院认定信托财产未真正转移,仍属张兰个人财产,可被债权人执行;许家印案中,委托人保留投资决策权、受益人变更权、资产处置权,香港高等法院据此将相关信托及离岸公司账户纳入冻结与接管范围,信托效力问题有待实体审理。这些案例的共同逻辑是:如果委托人事实上仍能像支配自己的财产一样支配信托财产,那么形式上设立的信托就可能被实质否定。


(二)以遗嘱设立信托


设立人也可以有意让信托在死亡后才发生效力。遗嘱信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明确认可的安排:“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它的吸引力很直接:生前不必过户、不必缴税、不必公开架构,遗嘱随时可以修改,身后才启动。《信托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


这条路径的重点是遗嘱本身是否有效。遗嘱信托须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民法典》对遗嘱效力的要件进行了明确规定。一份手写指示是否构成遗嘱信托,不能只看它是否写了“身后分配”或者“设立信托”。还要审查文件的书写和签署方式、日期、财产是否属于遗嘱人、受益人及信托目的能否确定,以及文件是否具有在死亡后处分财产的意思。


但对比《民法典》与《信托法》的上述规定,遗嘱信托在中国现行法下存在结构性张力。遗嘱是单方死因行为,立遗嘱人死亡即生效,不需要相对人同意;但按信托法第八条规定,遗嘱信托还需要受托人“承诺”才成立。而立遗嘱人去世后,已无法再补正意思表示。如果遗嘱指定的受托人拒绝承诺或者没有履职能力,信托就面临成立不能的风险。柯倩慈善信托最终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信托结构安排清晰,受托人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事先对信托做出承诺。《信托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原则上可以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因此,受托人选任出现问题,并不必然使一项形式和内容均有效的遗嘱信托落空。


(三)信托尚未成立,但已经有人承诺办理


第三种情况最接近宗氏家族争议所呈现的问题。把已有文件按法律性质拆开看,层次是清楚的。


手写指示在性质上是意思表示的线索。它表达了设立三只信托的意愿、规模、受益人范围和分配方式,但不构成符合《信托法》第九条要求的信托文件——没有确定的受托人,没有信托财产的具体范围与状况,没有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具体形式与方法。它能证明“想做什么”,不能证明“已经做成了什么”。


《委托书》在性质上是委托合同与授权。它委托宗馥莉以设立人身份去设立三只信托。这一结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委托书本身不是信托文件,而是“授权他人去设立信托”的文件。信托是否设立,取决于后续是否签署信托合同、受托人是否接受、财产是否完成交付。


2024年3月14日协议在性质上是承诺。它签署于宗庆后先生去世之后,这一点在定性上极为关键:即使此前手写指示和委托书的性质仍有争论,宗馥莉与三名原告在协议中作出的相互承诺,应当作为一份新的合同单独审查。相应地,在中国法分析中必须分别查明:先前的委托关系是否仍然存续,后来的协议又新增或确认了哪些义务,才能确定可以要求对方履行什么。


首先是委托合同的存续问题。《民法典》第九百三十四条规定,委托人死亡原则上使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专门为身后传承安排的委托,具有在委托人死亡后继续办理的目的;但能否适用例外,仍要结合合同对存续期限、办理事项和死亡后衔接方式的约定判断。


其次是请求权主体。《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区分了两种情形:合同只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的,履行不符合约定时,由债务人向合同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法律规定或合同明确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且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第三人可以就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也可以向第三人提出其对合同债权人的抗辩。放到家族安排中,如果拟受益人本身就是协议签约方,可以依据协议主张权利;如果合同由设立人与办理人签署,就应当明确拟受益人能否直接要求办理人履行。仅在文件里写上子女是未来受益人,还不足以说明子女已经取得了这项合同权利。


再次是履行内容的具体化。《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非金钱债务原则上可以请求履行,但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请求履行的除外。发生争议时,应当据此将履行请求具体到材料提交、信息提供或财产交付,并说明各项行为已经具备哪些履行条件。


最后是机构接受这一不可替代的环节。家族成员已经承诺办理,仍须与拟任机构就信托财产、受益安排、管理权限、报酬及接受条件等达成合意。机构已经接受哪些条款、哪些事项仍待协商,会直接影响后续能否完成设立。办理人可以对约定的提交、联系和配合行为负责,却无法凭一家人的协议,替尚未同意的机构作出接受信托的意思表示。


预先签署文件有助于落实安排,但还要看文件形成了哪一种约束。《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五条规定,约定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可以构成预约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至第八条进一步区分交易意向、预约和正式合同,并规定预约后的诚信磋商义务及违反预约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发布时的答记者问中说明,解释没有规定以强制履行方式救济预约违约,不能以法院判决代替当事人最终缔约的意思表示。〔4〕因此,较稳妥的准备,是尽早让拟任机构实际参与,在能够确定主要条款时签署具有相应约束力的文件,并写明尚待满足的条件;仅有一份家族内部认可的合同草稿,仍然留下了机构是否接受这一关键环节。

路径三中信托没有成立,则不能执行;但当事人之间可能存在可以主张的合同义务,只是通常无法直接产生信托财产独立与风险隔离的效果。


五、 文件怎么写,才不会落空


前面的三条路径,最终都要落实到文件的内容及签署人的承诺。准备在生前完成信托的,应当让受托人明确接受,约定信托自何时成立,并落实财产识别、交付和必要手续;准备以遗嘱设立的,应当按照选定的遗嘱形式制作文件,同时安排执行人、受托人选任和财产移交;遗嘱中建议写明备位受托人,并约定指定之人拒绝或无能力担任时的选任机制,避免因一人不配合导致整体安排落空。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配偶的同意文件应当与遗嘱信托同步完成。


暂时只能委托他人继续办理的,则应当把死亡后是否继续、办理期限、配合事项和违约责任写清。文件可以包含衔接或替代安排,但每项约定都应说明在什么条件下由谁履行,避免几种身份和义务混在一起。


尤其要把办理人的承诺与机构的接受接起来。设立人与家人商定方案后,可以由拟任机构核对财产类型、受益安排和管理要求,把已经接受的条款固定下来,并列明资金补足、资料审查及签署交付等尚待完成的事项。文件还应明确由谁负责推进、何时完成,以及原机构不接受或不能继续办理时如何更换。这样,后续工作才有可以核对的内容和期限,家人也能判断究竟是哪一步没有完成。


财产条款必须能够执行。以股权等资产为基础设立信托,应当结合持有人及权利性质列明具体资产、估值时点和转移方式,并明确约定金额不足时由谁补足,或者如何调整规模。公司名下的账户还涉及公司对资产的处分,以及设立人究竟通过股权、债权还是其他合法权利实现安排;这些关系应当在文件和必要的公司决策中落实,而不能仅用一个账户名称代替。宗氏家族争议中本金与收益、目标金额与实际资产的分歧,正说明这类条款会直接影响后续履行。


最后,文件要让受益人能够推动履行。除了明确其直接请求权,还应约定办理人拒绝、死亡或者失能后的接替方式,以及原方案无法落实时的替代安排和责任处理。设立人去世以后,家人需要依文件判断谁可以向谁提出什么要求,而不是重新协商所有关键事项。


六、给企业家的五条实务建议


第一,不要等架构完美再动手。信托是可以迭代的:先设立、先完成财产交付,后续通过变更受益人、调整分配条款、增设保护人机制逐步优化。反过来,等一个完美方案,很可能等来的是没有时间。宗氏家族争议案最令人唏嘘的地方,不是文件写得不好,而是所有关键动作都压缩在生命最后二十几天里完成,而信托合同最终没能签下来。


第二,不要用意思表示代替法律行为。判断一项安排是否“做成了”,不看当事人说了什么,看三件事是否完成:信托文件是否签署、受托人是否书面接受、信托财产是否完成权属转移。三者缺一,身后就可能产生继承纠纷。手写指示、会议纪要、口头承诺、意向书,都只是证据,不是架构。


第三,不要把控制权全部留在自己手里。境内家族信托目前以资金型为主,委托人保留一定权利尚有空间;但涉及股权、不动产时,若委托人仍保留投资决策、受益人变更、资产处置等核心权利,境外法院很可能据此否定信托的独立性。控制权克制不是形式要求,而是信托能否真正隔离风险的实质条件。


第四,把继承编的强制性限制前置处理。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必须在信托之外预留必留份;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配偶的书面同意函应当与信托文件同步签署;跨境安排中,境内遗产的归属与境外信托的效力要分别设计、分别验证,不能指望一套文件同时解决两个法域的问题。


第五,把受托人当作长期合作伙伴而非通道。受托人是否愿意接受、是否有能力长期履职、收费与治理机制是否清晰,直接决定安排能不能走完。宗氏家族争议案中,从2024年6月到11月,信托合同草案在各方之间反复传递而未签署,这半年时间本身就是风险敞口。


七、结语


回到开头的问题:生前作出的家族信托安排,身后还能执行吗?


答案取决于它究竟是哪一种安排。已经完成设立、财产真实交付、控制权实质让渡的生前信托,身后可以继续执行,设立人的死亡不构成障碍。写在有效遗嘱里、等待身后启动的遗嘱信托,可以执行,但必须同时满足受托人承诺、财产确定、不违反必留份三项条件,任何一项落空都可能导致信托不成立。而如果只有协议、指示和承诺,信托从未真正设立,那么身后能够主张的只有一份合同请求权,隔离与传承的功能都无从谈起。对尚待设立的安排,则要将办理义务、机构接受和受益人的请求权衔接起来。提前完成这些工作,身后留下的才是一套可以继续履行的安排。


宗庆后先生留下的文件,每一份都体现了真实的意愿,但没有任何一份完成了信托的设立。香港法院冻结了18亿美元,却明确表示不确认信托是否成立。这恰恰说明,法律保护的从来不是意愿本身,而是意愿被完整转化为法律行为之后的结果。


对企业家而言,家族信托真正的门槛不在方案设计,而在两个动作:什么时候动手,以及愿不愿意真正放手。


注释

〔1〕 Jacky Zong and Others v Kelly Fuli Zong and Another,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HCMP 2772/2024,[2025] HKCFI 3355,2025-08-01。

HKLII判决全文:https://www.hklii.hk/en/cases/hkcfi/2025/3355

〔2〕 Kamla Lal Hiranand v Harilela Padma Hari and Others,新加坡上诉法院,[2000] SGCA 40,2000-08-08。

新加坡法院原文:https://www.elitigation.sg/gd/s/2000_SGCA_40

〔3〕 Sheares Betty Hang Kiu v Chow Kwok Chi and Others,新加坡高等法院,[2006] SGHC 34,2006-02-28。

新加坡法院原文:https://www.elitigation.sg/gd/s/2006_SGHC_34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研究室负责人《就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答记者问》,2023-12-05。

最高人民法院: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19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