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秋以来，走在碳中和前列的欧洲各国遭遇了长时间的能源短缺，引发全球对于碳减排过程中能源安全保障的担忧。10月初，荷兰TTF天然气期货价格已经逼近120欧元每兆瓦时，是2020年同期价格的8倍。[1]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电力价格飙升，英国电价甚至达到183.43欧元/兆瓦时，居民用电难以保障，包括化肥生产厂在内的一些能源密集型企业宣布减产停产。[2]自欧洲而起的这场能源危机，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持续上升，各国今年冬天面临的通胀压力也随之飙升。

大洋彼岸，我国多地也采取限电措施调控产能，应对煤炭不足引起的供电紧张，并在全球市场上高价增加天然气采购以缓解境内能源供应压力。而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206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80%，这对我国调整能源使用结构、保障能源供给提出重大挑战。

本轮欧洲能源危机主要是由于天然气供应不足与价格上涨引起的电力领域能源危机，反映出能源结构更新交替之际，能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对于我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保障能源安全具有启示意义。

从供给角度来看，首先，欧洲各国激进的绿色能源政策导致传统能源供应下降。一方面，节能减排政策及法案的出台使一些国家直接关闭了传统能源项目，减少了可以作为后备发电设施使用的发电厂数量，比如荷兰、芬兰等国先后承诺将于2030年前全面禁止境内使用煤炭发电。另一方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及一系列配套措施提高了传统能源的使用成本。今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进入第四阶段，为解决碳排放交易体系内长期存在的配额过剩问题，欧盟计划继续降低碳配额（EUA）免费分配，提高拍卖分配的比例，到2022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内每吨二氧化碳预计将达到62.26欧元，[3]这进一步打击了企业开发传统能源的积极性。

其次，新能源供应不足。2020年，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欧盟27个成员国总发电量的38%，已经超过化石燃料占比，根据欧洲各国能源规划，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未来风能、太阳能占比将继续提高。[4]而今年以来极端天气的出现使可再生能源的供应捉襟见肘，在无风、少雨的情况下，风电、水电项目几近停摆，极大地限制了能源供给总量，部分国家甚至不得不转而使用已经淘汰的煤炭等化石能源补充能源供应。[5]

最后，天然气采购面临困境。为降低碳排放总量，欧洲国家使用一定比例的天然气作为过渡阶段替代能源满足供电、供热需求。[6]但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大幅增加了对天然气的采购，2020年，三个国家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50%，[7]而欧洲各国今年总体天然气储存量与同期相比下降了约25%。[8]当前，欧洲将解决能源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刚刚竣工的天然气输送工程北溪2号（Nord Stream 2），但北溪2号的开通将使欧洲各国在能源供给上进一步受制于俄罗斯，因此引发政治层面的担忧。[9]

从需求角度来看，在工业生产领域，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封锁措施的放松，世界经济开始逐渐走出疫情以来的停滞阶段，工业生产恢复，能源使用量增加。而能源生产企业在经历疫情期间的价格暴跌后，短期内不愿贸然扩大生产。同时时近北半球冬季，居民用气用电将进入高峰期，使得能源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

结合欧洲能源危机的启示，考虑到我国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人均能源需求有较大上升空间，在我国保障能源安全，应当在维持能源供给与需求平衡的基础上，减少能源使用对于环境生态造成的任何威胁。[10]

1. 逐步合理降低传统能源使用比例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十四五以来，我国出台多部文件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积极落实煤炭去产能政策。但是在推动清洁能源使用的同时，也应当正视我国能源现状：我国富煤少油贫气，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低，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的火力发电仍是我国能源供给主要形式。目前，水电、风电、核能及其他新能源合计仅占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7%。[11]因此，应当加快现役煤电设备节能升级，使用桥梁燃料逐步实现能源使用的绿色化转型。避免“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维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逐步实现碳中和目标。[12]

2. 建设多元化能源供应与保障体系

传统能源供给降低，而新兴的绿色能源并未能填补传统能源减量使用后形成的供给空白，是此次能源危机的放大因素。一方面，由于新能源的特性，风、光、水等能源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供给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现阶段可以与供给相对稳定、可控的传统能源结合，形成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另一方面，围绕可再生能源的储能设备的技术开发需要继续深入。在坚持低碳化发展路径的同时，可以转变发展方向，如国家发改委于今年7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投资储能设施的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领域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

3. 鼓励市场力量参与能源结构转型

与欧洲国家相比，目前我国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引导推动，市场力量尚未得到完全释放。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应畅通能源贸易投资渠道，取消煤炭、油气、电力（除核电外）、新能源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鼓励更多主体参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13]同时，我国应继续加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利用碳市场、用能权交易和产能许可证交易等市场化手段，鼓励绿色金融及衍生品的发展，降低企业的转型成本。此外，能源结构转型也需要从消费侧入手，可以通过在消费端征收碳税引导树立低碳消费理念，减少化石能源使用。

4. 增加能源储备并参与能源合作机制

由于国内碳排放成本增加，导致部分国家过度依赖进口能源。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与地缘政治摩擦加剧的当下，能源进口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变化影响，价格波动幅度大，供给不稳定。因此，应当建立起能源储备机制，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避免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对国内居民生活、工业生产产生剧烈影响。同时，提高能源储备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中国目前已经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东北亚能源合作协定》等国际条约，随着中国碳中和实践的丰富，应当更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项目，向外输出中国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积累的经验，并寻求类似OPEC能源协调增产的机制，以满足中国在国际市场采购能源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