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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 融资性贸易纠纷中的交易穿透审查与多层次诉讼防御——以一起跨境大宗商品买卖合同纠纷为例

 2026-11-10

摘要:本文以笔者代理被告香港公司处理的一起跨境大宗商品买卖合同纠纷为样本,围绕融资性贸易纠纷中的交易穿透审查与多层次诉讼防御展开分析。案涉三方具有资本关联,上下游合同同日签订、价差异常偏低,且提单背书及交付证据缺失,交易呈现明显的融资性贸易特征。笔者代理被告香港公司,从交易真实性、货权流转、举证责任、诉讼时效及跨境法律适用等层面构建相互独立、彼此衔接的抗辩体系。一审法院最终采纳笔者观点,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笔者代理被告香港公司两审均获胜诉。本文据此提出,融资性贸易纠纷应以风险功能、货物流、资金流和单据流为核心进行穿透审查,并以交易真实性抗辩、诉讼时效抗辩及“双重可胜”的准据法论证降低裁判不确定性。


一、案件事实与裁判要旨


(一)交易主体、合同安排与货权流转


本案主体具备典型融资性贸易及关联交易属性:注册于内地的A公司与注册于香港的B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主营大宗商品粮油贸易的C公司,其中A公司持股51%,B公司持股49%,三者存在直接资本联结。


2013年至2014年,三方围绕两批各约3000吨进口大豆油,形成“C公司—A公司—B公司”的纵向前后手贸易链条,每批货物的上下游两份合同均在同一交易日签订:C公司对两批大豆油的报价分别为每吨1052美元、1006美元,A公司同日将同批次同数量货物转售B公司,转售报价分别为每吨1057美元、1016美元,A公司的每吨价差仅5至10美元,对应账面利润率为0.475%与0.98%,远低于大宗商品中间商的正常平均收益水平。


付款安排上,A公司以开立远期信用证的方式向上游C公司付款,下游B公司依约享有提单签发后90日付款账期,无需收货即时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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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流转路径上,两批大豆油均自欧美产区直运香港港口,对应提单为凭指示交付的指示提单,提单载明的通知方为C公司,并非中间转售方A公司或最终买方B公司。A公司主张其已按惯例完成提单空白背书,并通过国际快递将全套背书提单邮寄给B公司以完成货权交付,但全案举证中始终未提交提单背书完成的书面凭证,也未提供邮寄底单、物流轨迹或签收记录,其提单交付主张缺乏客观证据支撑。


2015年至2016年,B公司曾多次向A公司汇付资金,部分汇款附言的合同编号与本案贸易合同编号部分重合或相似。


2019年5月,A公司向B公司发送审计用途《询证函》,函件正文明确标注“本函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付款)结算通知”,B公司收函后仅在收文章节加盖公章,未在函件预留的债务确认栏作出任何认可欠款金额的意思表示。


(二)诉讼请求及我方抗辩


2023年,A公司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请求判令B公司支付两批大豆油货款合计约517万美元,并赔偿自应付之日起算的逾期付款损失。

根据案件情况,我方代理团队提出了两层抗辩结构。首先,我方主张案涉交易并非真实的货物买卖交易,而系虚假的融资性安排,原告不存在基于买卖合同所产生的价金给付请求权;其次,我方主张,即便认为案涉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请求权诉讼时效亦已届满。


(三)一审裁判及审理逻辑


一审法院审理后,首先认定A公司与B公司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结合A公司提交的汇款附言、单方记账凭证、涉外收入申报单等间接证据,推定B公司已实际收到对应批次货物;但在时效抗辩审查中,一审法院采纳B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届满抗辩:以B公司最后一次支付案涉交易相关款项的2016年12月30日为时效起算基准,案涉债权发生于民法总则施行前,至 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施行时,时效期间尚未满原二年期间,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2条,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故于2019年12月29 日届满。在此基础上,一审逐项排除A公司主张的三类时效中断事由:一是案涉《询证函》明确排除催款用途,本质为企业内部审计的账目核对工具,不构成具备时效中断效力的履行请求;二是A公司提交的C公司内部会议材料属于关联公司内部记录,不能突破公司独立人格边界,替代A公司向B公司主张案涉债权;三是案外关联自然人向A公司支付的两笔个人转账属于自然人资金往来,不能等同于B公司对案涉公司债务的承认,不产生时效中断效果。


(四)二审裁判及其审理边界


二审法院作出维持一审驳回A公司全部诉请的终审判决,判决说理部分特别释明:一审查明的‘买卖关系真实有效、A公司已完成供货履行’的事实认定直接关涉B公司法律利益,B公司本可就该认定上诉,但B公司未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提起上诉,依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与二审审理范围规则,二审不再主动审查该事实认定。因此本案生效裁判完全以原告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为唯一依据驳回其请求,未对B公司提出的“案涉交易系融资性贸易、不存在真实货权转移”的抗辩作出终局认定与评价。


二、争议实质:以风险功能穿透合同定性


(一)融资性贸易与真实贸易的识别标准


融资性贸易并非我国民事法律体系规定的独立有名合同,法律未对其作出统一定义。对此类交易的定性不应停留于概念标签之争,而应回归交易的核心风险分配功能,通过考察各方实际承担的风险类型与程度判断交易本质属性。


真实大宗商品贸易链条中,各层中间商具有独立购销经营目的,参与交易并非为他人提供通道,而是通过自主寻源、自主定价、自担经营风险获取合理购销利润;中间商须实际取得对应批次货权,可自主决定转售对象、转售价格与交付路径,自行承担价格波动、质量瑕疵、运输货损、汇率变动等贸易风险,购销差价本质是对其承担全部贸易风险的合理对价。


典型融资性贸易与真实贸易存在明显差异:中间环节主体既不关注货物实际品质与存放状态,也不实际控制货物流转路径;上下游交易合同多采用背靠背方式于同一日签订,货物数量、交付路径、价格水平在合同签订前即由各方预先锁定,中间主体既无自主议价空间,也无自主处分货物的权利,其在交易链条中的核心功能仅为提供信用证开立、银行授信申请或资金结算的通道支持;此类主体获得的收益通常是与所提供资金或账期规模挂钩的固定价差,或按资金占用天数计算的固定资金占用费,本质属于资金融通对价,其实际承担的并非贸易经营层面的市场风险,而是下游买方未按时回款的信用风险。


(二)本案交易结构的穿透分析


就本案交易结构而言,多项细节表明案涉交易核心为资金信用风险,而非真实贸易的市场风险:一是前后手两份交易合同于同一交易日签订,两批货物的数量、品质、交付时间完全一致,不存在真实贸易中常见的各环节自主寻源与独立磋商过程;二是A公司作为中间环节获得的每吨5至10美元极低价差,远不足以覆盖其开立信用证的银行手续费、短期资金占用成本及货物跨洋运输期间的汇率波动风险,按正常贸易成本收益测算,该类交易不具备商业合理性;三是案涉提单明确记载通知方为上游C公司,A公司作为中间转售方,既未在提单流转中体现货权人背书记录,也无法提交任何交付凭证证明其完成“从C公司取得货权—对提单进行背书处分—向B公司交付货权凭证”的完整流转链条,中间环节货权转移缺乏客观证据支撑。


(三)交易定性与法律后果的分层处理


交易穿透定性的结论直接决定案件请求权基础认定与法律后果的分层处理,不应笼统以“是否构成融资性贸易”作单一判断:若查明交易本质为真实买卖,仅在履行中兼具一定融资功能,不应因交易的融资属性径行改变买卖合同基本性质;若查明交易名为买卖、实为融资,应按真实融资法律关系审查资金实际交付情况、实际用资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不得仅以原告提交的销售发票为依据支持其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请求;若查明整个交易链条的买卖意思表示均为通谋虚伪,基于虚假买卖关系产生的货款请求权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若查明货物客观存在但中间环节贸易安排完全虚化,应逐环节审查货权及贸易风险是否实际转移,不得将上游货权交付等同于下游货权交付。


效力审查中需严格区分国资监管评价与民事合同效力:国务院国资委74号文虽明确将融资性贸易、无货权循环贸易、异常低价差贸易列为国有企业禁止开展的业务类型,但该文件性质上属于国资出资人的内部监管规范,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既不得溯及适用于文件施行前已完成的历史交易,也不得仅依据此类监管规范直接否定历史交易合同的民事法律效力。


三、诉讼防御体系的构建:以多层次抗辩降低裁判不确定性


(一)交易真实性抗辩与诉讼时效抗辩的协同


本案诉讼防御体系的特点在于,代理团队未将案件结果完全系于“案涉交易构成融资性贸易”这一争议较大、裁判尺度尚不统一的问题,而是将多项法律抗辩整合为相互独立、功能互补的多层次抗辩体系。


在该体系中,交易真实性抗辩属第一层次抗辩,即便不能直接否定买卖合同效力,也能起到削弱A公司“普通真实买卖”主张的证明基础,将审理焦点引向三方主体关联关系、异常偏低买卖价差、货权控制链条缺失等关键事实,加重原告举证负担,使其无法仅凭合同文本完成证明。


诉讼时效抗辩属规则明确、要件清晰的第二层次抗辩,裁判确定性强,为法院提供无须对争议较大的融资性贸易定性作终局认定的裁判路径;两类抗辩结合,支撑两级法院在回避融资性贸易定性争议的前提下驳回原告诉请,降低裁判结果不确定性。


(二)举证责任与证据链审查


举证质证层面,首先明确举证责任分配:买卖合同纠纷中,卖方原告承担已完成货物交付的证明责任,被告无义务证明未收货。


证据证明力层面,银行流水仅能证明资金移动轨迹,无法证明对应交易性质;原告单方制作的记账凭证、自行填报的涉外收入申报资料属单方形成材料,不具备独立第三方证明力,不能替代提单连续背书、仓储放货指令、进口报关记录、港口交付凭证等第三方出具的货权流转证据。


原告以间接证据推定被告收货,须满足所提付款行为与案涉特定合同排他性对应的前提,不得以合同编号相似、付款时间相近等模糊因素推定交易关联。


被告不应仅概括否认原告诉请,应结合事实提出符合交易逻辑的具体竞争性解释,指出原告证据链关键断裂点,促使法院对其证明力形成合理怀疑。


(三)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要件审查


诉讼时效抗辩层面,对原告主张构成时效中断的每一时点行为,严格按五项标准审查,防止不当扩大时效中断适用范围:一是主张权利主体适格;二是主张债务已特定化;三是履行请求或债务承认明确无保留;四是意思表示有效送达;五是行为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


结合本案证据:案涉审计询证函属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的账目核对工具,正文明确排除催款用途,结论栏未作明确债务确认,不构成《民法典》第195条规定的可致时效中断的请求或承认行为;关联自然人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属个人资金往来,不等同于法人付款行为;被告的部分自愿履行行为,不应当然视为其放弃就剩余全部债务的时效利益。


需注意,诉讼时效届满后,即便债权多重转让,债权受让人寄送的函件不能单方恢复已届满的诉讼时效;对时效届满后的零星付款行为,严格审查付款主体身份、授权链条、汇款备注指向、付款后债权余额扣减情况,防止原告以零星小额给付推定被告承认全部剩余债务。


(四)跨境法律适用的“双重可胜”论证


本案涉及内地与香港主体,属于涉外民事法律纠纷,在审判过程中首先需要确立准据法。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此,本案存在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或香港法律的可能性。


跨境案件法律适用层面,规范代理应构建“双重可胜”论证结构,即根据潜在可能适用的多个准据法,就不同准据法下本案的法律适用情况进行分析论证,避免将案件结果完全系于准据法认定。


本案中,A公司一审主张适用内地法律,二审改称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不同审级的准据法主张前后矛盾,明显削弱其事实与法律主张的可信度;我方代理过程中,亦提交根据香港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法律意见,主张即便按A公司二审主张的香港《时效条例》(第347章)第4条关于商事合同之诉六年诉讼时效的规定计算,原告诉请也早已超过时效期间。


代理此类跨境商事纠纷,应同时依据可能适用的不同准据法展开论证:无论法院最终认定适用何地法律,原告诉请均因诉讼时效届满、货权交付证据缺失、债务承认要件不足不能成立。


四、实务启示与核心判断准则


(一)企业端的交易合规与证据管理


立足本案全流程办理的实践积累,对开展大宗商品贸易的企业而言,在业务立项环节,应以书面留痕方式逐一论证各中间交易环节的独立商业价值,杜绝为满足关联方融资需求而增设不具备实体经营实质的纯通道类交易环节;


在合同履约全流程中,需建立刚性的货权凭证留存机制,对提单背书记录、放货指令、报关单据、仓储入库凭证等可证明货权移转的第三方中立凭证进行全周期规范保管,防止后续涉诉时陷入举证不能的被动局面;


在应收账款催收管理环节,应严格甄别用于审计核对的询证函与具备正式权利主张效力的催收函,完整归档留存正式催收函的书面送达凭证,防止因函件性质混乱造成诉讼时效管理环节的缺位。


(二)代理端的事实梳理与攻防布局


对代理融资性贸易纠纷而言,案件办理初期应优先制作五类核心事实梳理图表,分别梳理主体间的关联关系脉络、逐层递进的合同联结链条、各交易节点的货权流转路径、覆盖交易全周期的资金流向轨迹以及与时效认定相关的全部关键时点;


依托上述图表梳理成果,围绕“谁为货物的实际控制主体、谁为资金的实际提供主体、谁承担最终的经营风险”三项核心命题开展事实查明工作,一旦查明结论与合同文本载明的权利义务配置存在偏差,即表明案涉交易具备开展穿透式定性的适用空间。


在攻防策略选择层面,对融资性贸易实质属性的剖析,核心作用在于击穿原告货款给付请求权的规范基础;而逻辑严谨、要件完备的诉讼时效抗辩,则能够为案件提供具备高度确定性的胜诉路径。


(三)融资性贸易纠纷的三项核心判断准则


融资性贸易纠纷的办理,应始终须贯穿三项核心判断准则:其一,关于合同效力。国资监管维度的违规性评价,并不当然等同于民事法律层面合同无效的后果。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违反国资委监管文件等部门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但仍须独立审查两项无效事由:若交易被认定为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通谋虚伪表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虚伪的贸易合同无效,应按隐藏的借贷关系确定各方权利义务;若违规交易同时违背公序良俗,还可依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认定无效(参见《九民纪要》第30条、第31条)。


其二,关于履行真实性。货物在物理层面的客观真实存在,并不能证明交易链条上各环节的履行行为均具真实性。依据《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十五条,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法律关系不应拘泥于合同名称,而应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履行行为以及是否存在虚构交易标的等事实综合判断,司法实践通常以货物流、资金流、单据流能否闭环一致作为审查重点,防止“走单、走票、不走货”的空转贸易被误认为真实贸易。


其三,关于诉讼时效。须严格区分被诉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在时效期间内,被告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等承诺或行为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构成“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起算,其效力及于同一债权项下的全部剩余债务;仅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情形下,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二条,已自愿履行的部分不得请求返还,而对剩余债务,除非双方达成新的还款协议或有明确的同意履行之意思表示(时效规定第十九条),不能仅凭此前的部分履行认定被告放弃诉讼时效抗辩。


唯有精准把握上述三项核心判断准则,才能在盘根错节的融资性贸易纠纷中找准攻防布局的核心重点,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