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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B“误触发”是否构成产品缺陷?——从系统设计原理到法律认定:欧盟、美国与中国三地比较

作者:黄冬梅 刘克钰 2026-11-16

引言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AEB”)是指能够实时监测车辆前方行驶环境,在可能发生碰撞危险时发出警告信号并自动启动车辆行车制动系统使车辆减速,以避免碰撞或减轻碰撞后果的应急辅助系统。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标准解读,2025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AEB系统搭载率已超过60%。1在智能网联汽车产品责任争议中,涉及AEB的常见争议是AEB未能在驾驶人期待的时刻启动,驾驶人因此质疑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相较之下,因AEB主动介入而引发的争议较少见,但同样值得关注:车辆行驶过程中突然启动AEB,驾驶人却认为前方并无明显障碍物,也不存在需要紧急制动的危险,因而质疑AEB系统发生了“误触发”,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并担心突然制动可能导致后车追尾。“误触发”系消费者投诉和媒体报道对此类现象的惯常称谓,本文沿用这一说法,仅指称争议现象本身,不预设系统存在故障或车辆存在缺陷;涉及监管标准时,则沿用相应标准中的“误响应”等术语,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对于后一类争议,首先需要回答的是:驾驶人没有察觉到危险,车辆为什么会刹车?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AEB的设计目的和工作原理。本文先分析系统如何识别目标、判断风险以及确定介入时机,再比较欧盟、美国与中国对误响应的技术要求及产品缺陷认定规则,并结合公开案例讨论这类争议的证明问题。


一、驾驶人认为没有危险时,AEB为何会主动制动

(一)AEB如何识别目标并判断碰撞风险


AEB通过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获取车辆前方的环境信息,结合本车及前方目标的行驶状态,实时判断碰撞风险,在必要时发出预警或自动施加制动,以避免碰撞或减轻碰撞后果。


驾驶人观察道路时,会结合驾驶经验理解前车的位置、邻车的动态以及道路走向。AEB则需要将传感器获取的信息转化为目标的位置、距离和运动状态,据此预测车辆继续行驶是否可能发生碰撞,并随着道路情况变化不断更新判断。因此,系统需要解决的,不只是前方是否存在车辆或其他障碍物,还包括这些目标是否构成碰撞威胁,以及是否已经需要采取制动措施。


例如,相邻车道的车辆虽然进入传感器的探测范围,但如果双方继续沿各自车道行驶,通常并不需要制动。在弯道上,系统还需要结合道路走向,判断哪些车辆将进入本车接下来的行驶路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的吴剑辉、吴长水在《弯道AEB系统的目标识别算法及控制策略研究》中一文,针对弯道条件下的目标误识别问题,提出结合道路走向和车辆位置关系筛选危险目标的方法,并通过仿真验证了该方法在提高目标识别准确性方面的效果。2这项研究为理解AEB的判断过程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探测到前方车辆后,系统仍需判断该车辆是否会与本车的行驶发生冲突。


这一判断过程也解释了驾驶人与系统为何可能对同一场景作出不同反应。国际标准ISO 21448《道路车辆—预期功能安全》第3.27条注2指出,在真实环境中,车辆或驾驶人感知到的场景,都可能存在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以及不确定性3。例如,驾驶人认为邻车将继续沿其车道行驶,系统却可能依据当时获取的位置和运动信息,将其判断为需要关注的目标。这里的差异,既可能来自驾驶人与系统获取的信息不同,也可能来自两者对后续行驶情况的预测不同。


(二)“误触发”为何不当然等于产品缺陷


判断AEB是否存在缺陷,需要区分驾驶人对制动的预期、系统实际作出的响应,以及这一响应在法律上应当如何评价。即使已经确认车辆启动了AEB,也不能将驾驶人认为“不该刹车”直接作为系统发生故障或者车辆存在缺陷的依据。


对于系统行为与驾驶人预期之间的差异,ISO 21448有一项直接相关的说明:该标准第3.13条注2指出,开发者规定的预期行为,即使不构成不合理风险,也可能与驾驶人对系统行为的期待不一致。4 结合前述设计原理,这种差异并不难理解:驾驶人可能认为仍有时间观察、避让或者自行制动,系统却已根据其获取的信息和预设的介入条件采取措施。系统介入早于驾驶人的主观预期,本身并不能说明其偏离了设计目的。


进一步说,即使系统确实错误判断了目标,也需要区分其原因。ISO 21448在引言中说明,依赖传感器和算法理解环境的系统,即使不存在ISO 26262所处理的故障,也可能因感知或判断能力的不足而产生危险行为。该标准第3.30条还以AEB为例:系统在高速公路上将道路标志误识别为前车,进而采取制动。5这一例子表明,不必要的制动可能发生于目标识别和风险判断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制动装置损坏或者电子系统发生故障。


这一技术区分对于法律分析的意义在于,不能将“出现误响应”与“产品存在缺陷”视为同一判断。ISO 21448将预期功能安全界定为“不存在由预期功能或其实现中的功能不足引发危险所导致的不合理风险”6,其关注的是功能不足是否产生不合理风险(如未响应导致未能避撞的风险与误响应导致突发减速的风险),而非系统的每一次判断是否与驾驶人的判断一致。技术标准对“功能不足”的描述,也不能未经分析就被替换为法律上的“产品缺陷”。


以中国法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以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界定缺陷,并规定,存在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缺陷是指不符合该标准。7因此,在具体争议中,需要将被指称的制动表现与适用的强制性安全要求及不合理危险的认定相联系。驾驶人认为当时无需制动,或者事后判断该次制动并无必要,可以成为争议的起点,但不能替代这一法律判断。



(三)制动时机与介入条件:安全功能必须作出的取舍


即使系统正确识别了目标,何时介入仍是另一个问题。车辆需要一定距离才能减速,系统若在碰撞风险已经十分明确、距离已经很近时才制动,可能已来不及避免碰撞或充分降低碰撞速度。AEB因此需要依据尚在变化的信息,提前判断是否有必要制动,而不能等到碰撞已无可避免时才采取行动。


识别出可能构成威胁的目标后,系统还需要判断风险是否紧迫。同样的车距,两车以相近速度行驶,与本车快速接近前车,留给驾驶人和系统的处置时间并不相同。碰撞时间(time-to-collision,TTC)与安全距离(safe distance),是相关研究中常用的两类判断依据:前者估计按照一定运动条件继续行驶,多久可能发生碰撞;后者考虑车辆为避免碰撞需要保留多大的距离。两者共同涉及一个实际问题:如果继续等待,是否还来得及有效制动。


困难在于,等待可能带来更充分的信息,却也会消耗避免碰撞所需的时间。前车可能继续减速,也可能驶出本车路径;驾驶人可能自行制动,也可能采取转向避让。如果系统等待这些变化明确以后再作决定,便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介入,但也可能错过有效制动的时机。反之,在变化尚未明确时介入,又可能出现驾驶人认为本可正常通行、无需制动的情况。


AEB的介入条件,需要在及时应对碰撞风险与避免过早、过频干预之间作出设计选择。这里所要解决的,不是抽象地决定“早刹”还是“晚刹”,而是在碰撞风险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确定何时已经不能继续等待。


吴剑辉、吴长水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探索。针对传统安全距离或预计碰撞时间(Time to Collision,TTC)策略难以兼顾制动安全性与舒适性的问题,作者提出以TTC进行碰撞预警、以优化的安全距离策略控制紧急制动,并分别对前车静止、匀速行驶和减速三种工况进行仿真。论文报告,在设定的仿真条件下,与对照策略相比,所提出的方法适当推迟了预警和制动介入,同时避免了碰撞。8该研究并未将介入时间越早作为策略越优的依据,而是在保留避免碰撞能力的同时,寻求减少过早预警和制动的空间。


除了何时制动,系统还面临对多大程度的危险迹象作出响应的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rnestine Fu、David A. B. Hyde等研究者,在发表于2020年CHI人机交互会议的论文《Is Too Much System Caution Counterproductive? Effects of Varying Sensitivity and Automation Levels in Vehicle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s》中,研究了避撞系统敏感度及自动化水平对驾驶人行为的影响。该文以信号检测理论作为分析基础,讨论了系统偏向误报或漏报的设计选择:在感知和判断能力既定的情况下,系统越倾向于对可能的威胁作出响应,越有机会捕捉真实危险,也越可能响应实际并不构成威胁的情形;如果要求更充分、更确定的危险信息才介入,可以减少误报,却可能增加漏报。 9因此,减少不必要制动,不能仅靠不断提高介入门槛或者推迟介入时间实现。提高门槛,可能使部分真实威胁得不到响应;推迟介入,则可能使车辆失去有效减速所需的时间。前者涉及如何判断危险,后者涉及何时应对危险,两者共同影响系统的实际表现。


上述研究为理解设计取舍提供了技术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评价某次制动,不能仅凭事后看来“还可以晚一点”,便认定系统介入过早;也不能因为驾驶人认为自己能够避让,便认定系统不应采取行动。即使某次制动经事后分析并非避免碰撞、减轻碰撞后果所必需,这一结果本身也不足以证明系统的介入条件不合理,进而认定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或产品缺陷。


二、监管规则如何处理误响应

前述设计取舍,在技术规则中有相应体现。对AEB的性能评价,既包括在碰撞风险出现时能否及时介入,也包括在不需要紧急制动的场景中能否避免误响应。欧盟、美国和中国三地规则的具体要求并不相同,但都没有把避免碰撞、减轻碰撞后果能力作为唯一的评价内容。


(一)中国:通过典型场景检验避免误响应的能力


替代原推荐性标准 GB/T 39901—2021的强制性国家标准GB 39901—2025《轻型汽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已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该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实施。10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所属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在标准解读中介绍,考虑到由于感知能力局限、外界条件干扰等因素,可能引发某些非紧急避撞场景下AEB系统的误激活,新标准将误响应试验场景由两项扩展为五项,以加强对系统避免误响应能力的验证。解读同时指出,AEB系统能力存在天然的技术局限性,其本质上系一种应急辅助系统,仅能在特定的场景下发挥对于驾驶员的“安全辅助”作用,无法完全替代驾驶员驾驶车辆。因此,驾驶员对AEB系统的合理使用和对其局限性的正确认知至关重要。11


将误响应纳入试验,意味着性能评价不能只考察系统能否发现目标、能否实施制动,还要考察它能否区分需要响应与无需响应的情形。这与前文讨论的目标识别问题相衔接:传感器获取的信息,需要经过对行驶路径和碰撞风险的判断,才能成为制动依据。


新标准虽然尚未实施,其对误响应的处理方式仍可作为本文的技术参考。不过,参考价值与强制适用是两个问题。评价既有车辆是否符合要求,应当先确定相关标准对案涉车辆及争议功能是否适用,不能仅因后来增加了测试场景或者提高了性能要求,就倒推此前车辆存在质量问题。


(二)欧盟:避免误响应是系统设计的一项要求


在欧盟,AEB的技术要求通过车辆型式批准制度落实,具体依据是联合国第152号法规(UN R152)有关轻型汽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的要求。该法规第5.1.6条要求,在不存在迫近碰撞风险的情况下,系统设计应尽量减少碰撞预警信号,并避免启动紧急制动;有关要求通过附件3规定的评估加以验证,其中包括其附录2列举的误响应场景。12


这一规定确立了避免误响应的设计要求,但法规同时说明了性能评价的现实条件。其引言指出,型式批准程序无法涵盖全部交通条件和道路基础设施特征,车辆状态、路面附着情况、天气和交通场景等均可能影响系统表现,法规要求的性能无法在所有条件下实现。对于实际道路中的误预警和误制动,法规还关注其是否严重到促使驾驶人关闭系统的程度,以及系统介入时是否仍保持驾驶人接管优先权。13


这两部分应当结合理解:避免误响应是设计目标,而对系统表现的评价,也需要考虑其运行条件。驾驶人认为一次制动没有必要,并不足以直接证明系统违反了上述要求;需要进一步辨明的,是该次介入反映了什么性能问题,以及有关证据能否支持这一判断。


(三)美国:误触发测试不仅考察有无制动,也考察制动程度


在美国,AEB已纳入《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第127号(FMVSS 127)的规制范围。该标准设置了两类误触发测试:车辆驶向平铺在路面上的钢板,以及车辆从两辆静止车辆之间的空隙驶过。14前者考察系统如何处理路面上可以驶过的物体,后者考察系统是否会对行驶路径两侧的车辆作出不必要的制动响应。


其判定方法尤其值得注意,有关测试分别在有人工制动和无人工制动的情况下进行:第S5.3条规定,在指定测试条件下,自动制动相对于人工制动所增加的峰值减速度,不得达到或超过0.25g。15因此,在这些测试中,是否满足要求并非仅由“车辆有没有刹车”决定,还涉及自动制动造成的减速程度。这一限值是特定试验的判定指标,不能脱离试验条件,直接用作所有道路事件的缺陷判断界限。


NHTSA在制定规则时说明,这些测试建立的是最低性能基准,既不能穷尽现实道路中的误触发情形,也不足以消除系统发生误触发的全部可能性。16对该标准的准确理解,既应承认其已经提供了误触发评价基准,也应明确该基准所覆盖的范围。按照目前公布的条文,标准原则上适用于2029年9月1日及以后生产的车辆,部分制造商另有过渡安排。17


(四)技术要求如何进入个案判断


个案争议中,技术标准能够提供具体的评价依据。例如,车主主张系统对无需响应的目标实施了制动,相关标准可以帮助辨明:对于这一类目标和行驶情形,是否存在适用的性能要求,要求采用何种条件和指标进行评价。符合适用标准的测试结果,也因此具有证明车辆相关性能的意义。


不过,使用这些依据时,需要把标准要求与个案事实对应起来。道路事件中出现了与测试同名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两者具有相同的速度、距离、运动关系及环境条件;车辆在某一规定测试中符合要求,也首先证明其在该项测试条件下的表现。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争议,标准的价值在于使判断从“驾驶人觉得不该刹车”推进到具体的性能评价,而不是用单次制动事实代替标准符合性或者产品缺陷的认定。


三、AEB“误触发”的法律评价与司法实践

(一)中国:质量要求与产品缺陷的区分


在AEB“误触发”争议中,“车辆制动了”“驾驶人认为不该制动”和“车辆存在缺陷”,分别涉及不同问题。第一项是对车辆行为的确认;第二项涉及对当时是否需要介入的评价;第三项则需要回答产品是否存在法律所要求的不合理危险,或者在有相应安全标准的情况下是否不符合该标准。即便车辆主动制动已由数据证明,也不能省略从行为到缺陷的判断。


在本文检索范围内,尚未发现直接就AEB“误触发”是否构成产品缺陷作出认定的公开裁判文书,以下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展开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不合理的危险”,并不等同于车辆作出了驾驶人未曾预期的动作。对于AEB这类主动安全功能,系统本就可能在驾驶人尚未采取制动措施时介入。因此,认定缺陷需要评价的是被指称的制动表现是否构成不合理危险,或者违反适用的安全标准,而不能仅以制动是否符合驾驶人的预期为依据。


这里尤其需要区分产品侵权中的“缺陷”,与车辆买卖或保修争议中的“质量不符合约定”。消费者可能依据买卖合同、产品说明、保修承诺等提出请求,也可能主张产品缺陷引发侵权责任。不同请求的依据和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完全相同。如果主张系统未达到约定性能,就应当结合具体约定及其适用条件判断;如果主张系统存在危及安全的缺陷,则应当对应缺陷的法定标准进行评价。“误触发”可以描述争议现象,却不能代替对上述事项的证明。


如果仅因驾驶人未看到危险便认定缺陷,实际上是以驾驶人的即时判断取代了系统介入条件的评价。即使事后分析认为该次制动并非避免碰撞所必需,也不能忽略系统作出决定时所面对的信息和处置时间。前车最终驶离本车路径,或者驾驶人事后判断自己能够避让,并不意味着系统在介入时已经能够作出同样确定的判断。法律评价当然可以考察结果,但不宜仅根据事后结果倒推系统当时不应介入。


这并不要求法院在每起案件中重新审查整套AEB的设计与开发过程,而是要求将制动事实、对制动必要性的评价以及缺陷认定分别处理。能够证明前一事项的证据,并不当然足以证明后一事项;最终仍应围绕当事人提出的具体质量或缺陷主张,判断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其请求。


(二)欧盟:安全期待的判断与德国司法实践


欧盟的产品责任规则以安全期待为判断基准,而这一基准并非某一使用者主观上期待产品如何表现。原《产品责任指令》85/374/EEC第6条要求,结合产品展示、可合理预期的用途及投入流通的时间等全部情形,判断产品是否提供了人们有权期待的安全性。18新《产品责任指令》(EU)2024/2853适用于自2026年12月9日起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产品,其第7条延续了这一思路,并进一步明确产品技术特征、使用说明和相关产品安全要求等评价因素。19两项指令的具体适用,应根据产品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时间及成员国国内法确定。20


对于AEB,判断安全期待不能脱离其功能:系统需要预测碰撞风险,并在驾驶人尚未充分应对时采取制动。驾驶人期待系统及时避免碰撞,同时也期待它避免不必要的干预。这两项期待需要结合起来理解。如果仅以驾驶人认为“我还不需要刹车”为标准,系统提前判断并介入的功能便无从评价。需要考察的,是争议中的制动表现是否使产品未能提供法律所要求的安全性,而非系统是否完全按照某位驾驶人的判断行动。


在车辆买卖纠纷中,德国雷根斯堡州法院于2026年4月30日作出的72 O 230/24号一审判决,具体分析了自主制动是否构成车辆瑕疵,以及是否足以支持解除购车合同。车主主张车辆在辅助驾驶模式下无明显原因地自主制动,即其所称的“幻影制动”,并以此为由要求解除购车合同。法院委托的鉴定人在试驾中确认了两次自主制动,且两次制动时,前方与系统判断相关的交通区域内均无车辆。争议因此进一步落在:这些已经发生的制动,应当如何评价。21


法院首先考察了实际制动强度。第一次制动使车速在约10秒内由120公里/小时降至81公里/小时,平均减速度约为1.1米/秒²;第二次在约4秒内由105公里/小时降至69公里/小时,平均减速度约为2.5米/秒²。鉴定人将两次动作归为车速调整性制动,而非全力制动。法院据此认为,这种制动强度尚不足以直接推断车辆存在重大的安全相关功能故障,并进一步考虑了后车保持应有安全距离时能够作出反应,以及驾驶人可以随时通过加速踏板覆盖制动干预等事实。


更值得关注的是,法院并未孤立地评价这两次减速,而是结合系统的技术特点理解其发生原因。鉴定人说明,此类驾驶人主观认为没有必要的自主制动,也存在于其他制造商的车辆中,与当时传感器、数据处理及车辆响应的技术水平有关;本案试驾中的制动发生在高速公路出口附近及相邻车道存在车辆的情形,与手册描述的系统局限在技术上相符。法院还援引了鉴定人关于失效安全(Fail-Safe)逻辑的说明,认为不能将每一次驾驶人无法辨识原因的自主制动直接认定为车辆的质量瑕疵。


在法律评价上,法院关注的是车辆是否适合通常使用,以及是否具有同类车辆通常具备、买受人可以合理期待的品质。法院并不否认,无明显原因的自主制动可能使驾驶人感到受干扰或不安。但本案所确认的制动强度有限、随时可以人为干预,在技术上具有合理解释,且未实质减损车辆的通常使用性。法院进一步指出,本案亦不存在《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第2句意义上的重大义务违反。因此,法院未支持车主解除购车合同的请求。22


(三)美国:设计缺陷的判断与相关司法实践


美国有关产品缺陷的认定主要依各州法律展开。加州司法委员会编制的《加州民事陪审团指示》(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ivil Jury Instructions,“CACI”)列明了认定设计缺陷的两种标准:“消费者期待标准”(consumer expectation test)或“风险—效益标准”(risk-benefit test)。前者考察在预定或者合理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产品的安全表现是否符合普通消费者的合理期待。这一判断以普通消费者为参照,而非以个别原告的主观期待为准。能否适用该标准,则取决于普通消费者能否根据日常经验,判断产品在案涉情形下应当具备的基本安全性能。23


风险—效益标准则直接考察设计中的取舍。CACI第1204项列出的因素包括:潜在损害的严重程度及发生可能性、制造时采用更安全替代设计的可行性、替代设计的成本,以及替代设计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两种标准分别提供了认定设计缺陷的路径。在相应标准适用的前提下,依据其中任何一种认定设计存在缺陷,即无须再证明其同时符合另一种标准。24


对AEB介入条件的评价,可以从上述“替代设计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展开。例如,提高介入门槛或推迟制动,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但也可能增加漏报,或压缩应对真实碰撞风险的时间。因此,评价某项介入策略是否应当调整,既要考虑调整能够减少哪些风险,也要考虑它会对避免碰撞能力产生何种影响。仅指出某次制动本可避免,尚不足以说明采取另一种介入策略会使系统更加安全。


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于2024年11月22日就In re Nissan North America, Inc. Litigation 案(案号No. 23-5950,正式报告见122 F.4th 239 (6th Cir. 2024))作出裁判。该案系日产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3(f)条,就田纳西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准许有关请求以集体诉讼方式审理的裁定提出的中间上诉,涉及部分日产车辆自动制动系统的误响应争议。为判断相关争议能否通过共同证据解决,上诉法院分析了系统功能局限、软件更新与各项请求所指“缺陷”之间的关系。涉案十四款车型均搭载ARS410型号雷达。部分车主报告,车辆驶经低矮高架桥、铁路道口及停车库等场景时,系统会发出碰撞警报或者自动施加制动,而车主认为当时并不存在需要预警或制动的碰撞风险。据判决记述,工程师推断,雷达在车辆驶近坡道或转弯时,有时会误判前方道路情况:在弯道上,可能将相邻车道车辆识别为本车正前方的障碍物;车辆沿多层停车库的坡道上行时,也可能将上方低矮结构识别为迎面而来的墙体。判决指出,受硬件所限,日产转向软件方案:2018年发布S1更新,同时更新雷达与控制单元的软件并通知经销商及车主;2019年发布S2更新,改进停车库场景下的目标识别;截至2022年8月,约63%搭载ARS410雷达的Rogue、Rogue Sport、Altima及Kicks车主已升级至S2版本。原告的专家证人、控制系统工程师Steve Loudon指认涉案车辆共同使用的ARS410雷达无法在真实与虚假障碍物之间作出适当区分,是幽灵制动的“根本原因”,因而不同车型均存在同一缺陷,并依据各州的明示担保、默示担保、欺诈隐瞒、消费者保护及不当得利等规则提起集体诉讼。地区法院准许十个州级集体的认证,日产遂提起本上诉。25


原告援引用户手册中的风险提示,试图进一步证明日产知悉这一共同缺陷:即使更新软件,日产仍在手册中披露误触发风险,说明其始终知道该问题存在。法院对此提出的疑问是,知道产品具有一般性的功能局限,是否就等于知道涉案车辆存在共同缺陷?法院指出,当时尚不存在完美的自动制动系统;日产也可能合理地认为,软件更新已经修复或者减轻了部分车辆的问题,购买搭载S2版本系统车辆的车主甚至可能并未面临所称缺陷。手册继续提示误触发风险,并不能单独证明日产知悉软件更新后的车辆仍存在原告所称的共同缺陷。26


法院对“缺陷”一词的使用同样提出了质疑。地区法院认为,各项请求都围绕同一传感器的缺陷展开,但上诉法院指出,“缺陷”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判决称之为“术语”,term of art,并指出本案中无人将其严格适用于各州法请求),在包括得克萨斯州在内的部分州,严格产品责任中的缺陷与默示担保中的缺陷并不相同。因此,即使原告将各项请求都归因于雷达识别问题,法院仍须说明,这一问题如何满足相应州法下各项请求的成立条件,不能仅以“传感器存在缺陷”概括所有法律判断。27这一分析并非该案首创,而是承继了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 In re Ford Motor Co.(86 F.4th 723, 6th Cir. 2023)案中确立的框架:地区法院必须正视被诉缺陷产品发生重大变更的证据,不能以“所有车辆存在同一缺陷”的概括性主张代替逐项分析。


例如,对于加州法下的明示担保请求,判决将分析落实到日产承诺“维修或者更换有缺陷部件”的具体内容:先确定保修承诺的范围,再判断相应制动系统及软件版本是否存在该承诺所指的缺陷,并进一步审查通知、维修及损害等要件。原告若主张维修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面对软件更新可能已改善系统表现、使剩余问题能够修复的证据。28


判决还处理了专家证据问题,采纳多数巡回法院的立场:若受质疑的专家证言对集体认证具有实质意义,地区法院必须在认证阶段完成Daubert可靠性审查,确认专家证言的依据是否可靠、并与待证事项相关(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 579 (1993))。法院特别指出,Loudon未曾测试任何搭载S2软件的车辆,其关于各软件版本“实质相似”且“基础架构相同”的断言缺乏证据支持,仅凭该意见不足以证明所有涉案车辆存在共同缺陷。原告因此面临至少两项障碍:既要证明专家证言满足Daubert标准,又要使专家就共同性的各实质层面提出有证据支持的意见。


上诉法院最终撤销了地区法院准许本案以集体诉讼方式审理的裁定,并将案件发回进一步审理,未对涉案制动系统有无缺陷作出最终认定。判决甚至为论证计,姑且假定“一个缺陷”连接所有请求,仍认定软件版本差异使共同性无法成立;同时说明地区法院作出认证时In re Ford Motor Co.案尚未宣判,故对下级法院的疏漏有所宽宥。29


四、AEB“误触发”争议中的证据评价

在AEB“误触发”争议中,制动是否必要与制动是否危险,是需要分别评价的问题。即使某次制动并非避免碰撞或减轻碰撞后果所必需,仍应结合事件数据记录系统(EDR)及车辆行程数据所反映的减速程度、持续时间及驾驶人能否有效接管干预,判断其对行驶安全和车辆正常使用的影响。不能仅因制动没有必要,就认定车辆存在“不合理危险”或者使用功能受到损害。


对于车主提出的追尾风险,应结合前车的制动强度、当时的车速、两车间距及后车的反应条件具体评价。前文德国案件中,法院援引鉴定人的意见指出,后车如保持应有的安全距离,便有可能及时作出反应,避免追尾。30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亦要求同车道行驶的后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31即使已经发生追尾,也不能仅凭事故结果认定车辆存在缺陷。


评价系统为何介入,应注意证据所对应的时点。制动后的画面显示前方没有车辆,与系统作出制动判断时前方是否存在车辆,并非同一事实。例如,前车在制动过程中驶离本车行驶路径,事后画面便可能呈现前方空旷的状态。判断系统是否错误识别目标,应结合制动前后的连续影像和相应车辆记录。不能仅因制动后的画面中没有车辆,就认定系统在介入时识别了不存在的目标。


事后试验的证明力,则取决于试验条件及其能够验证的问题。再次驶经同一路段,不意味着当时的车速、目标位置及运动状态已经重现。路试未能复现所称现象,该次试验就未能为相关描述提供印证;试验中出现相似制动,也仍需分析其是否支持所主张的质量问题。鉴定意见应说明从试验条件、测量结果到鉴定结论的推导过程,对其证明力亦应结合全案证据审查,不能仅以“误触发”命名某次制动,便认定车辆存在缺陷。32


用户手册对特定场景下系统局限的说明,可以结合道路环境和车辆状态,用于解释争议制动的原因,并作为评估产品警示充分性与合理安全期待的依据(但不能以格式免责声明豁免强制性安全标准义务)。当事人主张车辆不符合某项技术标准的,应明确该标准是否适用于案涉车辆,以及争议制动为何不符合相应条款的要求。对于规定了试验条件的性能要求,还应核对实际事件中的车速、距离、目标位置等条件,不能仅凭场景相似就认定车辆不符合标准。


法院需要查明哪些技术问题,应根据具体争点确定。理解AEB的工作原理,是为了判断争议制动是否构成所主张的质量问题,并不意味着每起案件都需要完整还原算法运行过程,或全面审查系统的设计、开发和验证。


五、结语

AEB需要在道路状况仍在变化时预测碰撞风险,并为制动保留必要的时间和距离。驾驶人认为尚可正常通行时,系统可能已经达到介入条件;事后看来没有必要的制动,也可能源于系统对当时信息的判断。理解这一工作方式,是评价所谓“误触发”的前提。


由此形成的是一个设计上的取舍:既要及时应对碰撞风险,又要减少不必要的制动。提高介入门槛,可能使部分真实危险得不到响应;推迟介入,则可能使车辆在碰撞前无法充分减速。因此,减少误触发只是设计目标之一,不能成为评价系统设计的唯一尺度。


对AEB“误触发”的法律评价,应当在这一技术基础上展开。规则层面的处理也遵循同一思路:中国、欧盟和美国的规则均将误响应纳入评价,但都以具体条件限定其判断范围,并未要求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介入。驾驶人未察觉危险,不足以证明系统不应介入;即使已经确认某次制动没有必要,也仍需依据适用的法律标准,评价其是否构成不合理危险、未达到应有的安全水平,或者违反具体质量承诺。可见,“误触发”作为一种现象描述,不能简单等同于对产品缺陷的认定。理解设计原理的意义,正在于避免把驾驶感受、系统局限与法律上的质量问题混为一谈,使裁判建立在具体证据和明确标准之上。


注释

1.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标准解读|强制性国家标准〈轻型汽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网站,https://www.catarc.ac.cn/detail/a2cbf7104c2b4664a8420d681899f4dc。

2. 吴剑辉,吴长水:《弯道AEB系统的目标识别算法及控制策略研究》,载《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第264-271页。

3. ISO 21448:2022, Road vehicles — Safety of the intended functionality, 第3.27条注2。公开预览文本: https://gso-sims-preview-doc-aws.s3-eu-west-1.amazonaws.com/iso-21448-2022-en.html?utm

4. ISO 21448:2022, Road vehicles — Safety of the intended functionality, 第3.13条注2。

5. 参见同上标准,引言及第3.30条示例。

6. ISO 21448:2022, Road vehicles — Safety of the intended functionality, 第3.25条、第3.30条;关于感知功能不足的双向表现(误检与漏检),另见该标准第5章。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年修正)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8. 参见前注[2],吴剑辉,吴长水文。

9. Ernestine Fu et al., “Is Too Much System Caution Counterproductive? Effects of Varying Sensitivity and Automation Levels in Vehicle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s",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20, pp. 1–13, DOI: 10.1145/3313831.3376300。此处援引的是该文关于系统敏感度与信号检测理论的讨论。

10.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GB 39901—2025《轻型汽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准页面,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std/newGbInfo?hcno=DDE21A4549963A4DF9428F3D7DAB651D

11. 参见前注[1]。

12. 欧盟委员会授权条例(EU)2025/1122附件关于UN R152的修订;UN Regulation No. 152,02系列修订文本,第5.1.6条、附件3及其附录2,载《欧盟官方公报》2024/2497

13. 同上注,引言。

14.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49编第571.127节(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第127号),第S9.2、S9.3条。

15. 同上注,第S5.3、S9.2.1、S9.3.1条。

16. NHTSA, 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 Automatic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s for Light Vehicles, 89 FR 39686(2024年5月9日),关于误触发要求及测试程序的规则说明。

17. 同前注[14],第S5(a)、S5(b)条,小批量制造商、最终阶段制造商及车辆改装者另有延后一年适用的安排。

18. Council Directive 85/374/EEC(欧盟理事会《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

19. Directive (EU) 2024/2853(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缺陷产品责任的指令》),第7条。

20. Directive (EU) 2024/2853,第2条第1款、第21条、第22条及2026年5月7日勘误(OJ L, 2026/90364)。新指令适用于2026年12月9日起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产品;此前的产品仍适用原指令所确立的制度。个案须结合成员国转化指令的国内法判断。

21. Landgericht Regensburg, Urteil vom 30.04.2026, Az. 72 O 230/24 (雷根斯堡州法院2026年4月30日一审判决,案号:72 O 230/24;德国巴伐利亚州法律数据库收录,公开文本未载明判决生效状态),第14段、第66—73段,https://www.gesetze-bayern.de/Content/Document/Y-300-Z-BECKRS-B-2026-N-11814?utm。

22. 同上注。

23. 加州司法委员会:《加州民事陪审团指示》(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ivil Jury Instructions, CACI,2026年版),第1203项及其使用说明、所引判例,Justia转载:https://www.justia.com/trials-litigation/docs/caci/1200/1203/。

24. 同上注,第1204项及其使用说明。该指示同时规定:原告证明被告制造、分销或销售产品,原告受到损害,且产品设计是造成损害的实质性因素后,由被告证明该设计的效益超过其风险。

25. In re Nissan North America, Inc. Litigation, No. 23-5950(6th Cir., November 22, 2024),第2—4页。裁判原文: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URTS-ca6-23-05950/pdf/USCOURTS-ca6-23-05950-0.pdf

26. 同上注,第14页。

27. 参见前注[25],第8—9页。

28. 参见前注[25],第10页。

29. 参见前注[25],第17页。案件后续:据Law360于2025年10月9日的报道及原告代理律所Beasley Allen同年11月的披露,双方已达成原则性和解,并向地区法院报告,具体条款未公开:1)Emily Field, “Nissan, Drivers Reach Deal To End Faulty Brake Claims,” Law360, October 9, 2025,https://www.law360.com/articles/2398128;2)Beasley Allen, “Nissan Reaches Tentative Settlement Over Faulty Braking System Claims,” The Jere Beasley Report, November 2025,https://www.beasleyallen.com/publication/jere-beasley-report-november-2025/。

30. 参见前注[25],判决第69段。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年修正)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3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