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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在华商标使用许可实务研究

作者:董文涛 2026-11-16

2026年11月,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期举办。来自1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4100多家境外企业来沪参展,开拓和共享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外国企业将自己的商品输出到中国,必须关注知识产权,特别是医药保健、消费品、农食产品等热门领域尤其需要重视商标法律问题。


商标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将其所有的注册商标使用权,在约定的期间及地域范围内,分离出一部分许可他人有偿使用或者全部许可他人有偿使用。商标注册人为许可人,使用商标的一方为被许可人,双方签署的合同即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以下简称“许可合同”)。


近年来,笔者成功代理了多起外国企业作为许可人的许可合同纠纷及相关商标侵权案件,其中还涉及国内法院案件与外国法院案件相互关联的情况,不同法域对商标侵权定性及许可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尽相同,笔者亦参与过外国法院有关中国商标法查明的专家咨询辅助工作。


在处理上述案件中,笔者注意到,诉讼仲裁旷日持久,各项成本投入较大,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商品销量、品牌声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影响。究其根源,问题往往出在外国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的许可合同上。那些动辄几十页、中外双语书就的合同文本,看上去“高大上”,到了打官司见真章时却经常“不管用”。故此,笔者拟在本文中梳理外国企业在华许可合同纠纷实务问题,并予以风险提示。


一、外国企业在华商标布局

商标权具有地域性。进入一国市场之前在该国进行商标布局,已成为跨境贸易领域的共识。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标布局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由外国企业以自身的名义直接在中国申请注册。这种情况下,外国企业始终是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权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中国市场出现假冒商品需要商标维权,需要办理相关授权委托手续的公证认证事宜。


在笔者代理的多起侵害商标权或著作权案件中,案涉商标、著作权的权利人是外国企业,其授权在华子公司以自身的名义提起诉讼,然而,仅有一纸授权书,未签署合同或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导致子公司仅获得“维权的权利”,而不享有实体权利,这就违反了“诉权不得脱离实体权利单独转让或授权”的基本法理,造成原告主体不适格。


很多律师同行往往会忽视这一问题。比如,在原告重庆某公司与被告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一案(案号:2018沪民初73号)中,原告声称获得了美国某公司的软件著作权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在本案中,笔者代理被告方提出“诉权不得单独转让”的抗辩观点获得法院支持,法院依职权追加美国某公司为第三人。该案被评为2023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和2023年度上海版权十大典型案件。


中策是由外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申请注册。在这种情况下,子公司是商标权人,可以自身的名义在中国进行商标维权,无须外国企业出具授权文件并进行公证认证。但是,如果外国企业对子公司控制力不足、子公司股权变更或者子公司高管出现“代理人道德问题”等,则商标权或旁落他人之手。


下策是由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比如经销商、代理商、进口商等)申请注册。外国企业的产品通过合作伙伴出口到中国,由于商标法律意识不足或出于对合作伙伴的信赖,对于中国合作伙伴将外国企业的商标标识在中国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外国企业要么不知情,要么采取默示态度。而一旦双方合作关系破裂,外国企业再通过其他代理商向中国出口产品时,就面临侵害在先合作伙伴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风险。甚至,在先合作伙伴通过中国海关知识产权备案,可以直接封堵外国企业的产品出口中国。根据目前国内的司法实践,此类案件因具体案情各不相同,很难说有相对统一的裁判标准,因此,对外国企业来说存在较大的商业风险。


比如,在“巴里赞姆/虎头”商标案(案号:2020最高法民再24号)中,俄罗斯企业作为品牌方出具《授权书》授权中国独家经销商在华注册其商标,合作破裂后,经销商拒绝返还并将注册商标转让给关联公司。最高法院认为,《授权书》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可随时变更或撤销,其基础是买卖合同关系,目的是保障经销,在基础关系终止、授权目的落空时授权应终止,商标应予返还。合作期内的使用,因外方未通知期限届满而不构成侵权,但恶意转让给关联公司应属无效。故法院最终认定,涉案商标的申请和注册均归俄罗斯巴里赞姆公司。


而在“依马/IMMERGAS”案(案号:2015京行知终字第627号)中,意大利依玛公司与北京美丰公司存在代理经销关系,美丰公司注册了“依马”中文商标。法院认为,“依马”并非“IMMERGAS”的唯一对应翻译,音、形、义差别较大,两商标不构成近似;外方自认只使用“IMMERGAS”外文标识,未使用“依马”;“依马”系美丰公司最早创意,经多年使用独立积累商誉;两商标长期并存已形成稳定消费群体,应尊重客观区分的市场秩序;外方在合作期间知悉“依马”注册情况而未异议,终止后才提出争议,存在觊觎市场的不正当性。试想,如果在经销合同中约定“代理商不得申请与‘IMMERGAS’及其发音、中文翻译相同或近似的商标”,那么,意大利公司也许就不会丧失在中国的品牌主导权了。


二、正确区分“独家销售”和“商标独占许可”

外国企业通过进博会或其他渠道与中国合作伙伴接洽之后,在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之前,要首先搞清楚合作的法律属性。


如果仅仅是针对产品的进口、代理或销售,则合作协议可以完全不涉及商标使用许可问题。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商超、便利店中的商品品牌成百上千,只要是通过合法渠道进货,就不影响商超正常销售。商超无需因售卖“农夫山泉”茶饮、“光明”牛奶而首先获得“农夫山泉”或“光明”的商标许可。


当然,独家进口商、代理商或销售商为了保障自身权益,或者为了在电商平台开设网店,往往希望获得独占或排他许可权,此时,外国企业就需要在利益和风险中作出判断和取舍。一旦将来外国企业想要新增、更换进口商、代理商或销售商,外国企业、在先代理商、新代理商三者之间就可能面临多起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许可合同纠纷和商标侵权纠纷。


比如,因原代理商存在诸多违约行为,某知名外国品牌向其发出解约通知,随后与新代理商签署了新的许可合同,各方就此展开诉讼攻防大战。“主战场”诉讼由原代理商针对外国企业率先发起,其认为外国企业无权单方解约,要求法院判令双方继续履行许可合同,外国企业赔偿其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


在本案中,笔者代理外国企业应诉并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许可合同已于解约通知到达日解除,原代理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经多次开庭后,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原代理商的本诉,部分支持了外国企业的反诉请求。(案号:2024沪0106民初2428号)


除此之外,各方还在多个“次战场”中交锋。原代理商在其他法院又针对新代理商提起了诉讼,笔者亦作为新代理商的代理人出庭应诉,最终法院驳回了原代理商的绝大部分诉讼请求(案号:2024沪0117民初19710号);与此同时,针对原代理商仍持续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笔者代理外国企业提起了多起商标侵权之诉(案号:2025沪0117民初5847号,等),彻底将原代理商置于被动局面,通过此举向市场传递出“谁是品牌方”“谁的代理权已被解除”“谁是新的品牌代理商”等关键信号,尽最大可能扭转因品牌代理变更引发的权利真空与市场混乱现象。


三、许可合同的授权标的

通常情况下,授权标的应限于外国企业拥有的中国注册商标。但,现实情况往往比逻辑推演要复杂得多。


比如,外国企业在中国拥有“ABC”注册商标,核定在第25类商品,许可中国代理商使用该商标。在许可合同签署之后,外国企业在第25类商品又取得了对应的中文翻译“爱彼西”商标或者“ABC fun”商标,又或者,外国企业在第18类商品又取得了“ABC”注册商标,等等,那么,对于这些新增注册商标,又该何去何从呢?


法律并未禁止未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因此,只要双方认可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许可人未来取得的注册商标,也完全可以纳入授权标的范围。比如,合同可以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若许可人又获准新的注册商标,则该新商标将自动列入本合同的授权标的范围之内,被许可人自动享有该新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此举,可充分调动被许可人运营的积极性,但该等约定相当于限制了许可人对未来新增商标的处分权,因此,往往意味着被许可人需要支付更高的许可使用费。


反之,如果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则中国代理商仅能就授权标的享有使用权,而无法自动获得新增注册商标的使用许可。


在一起商标侵权案件中,外国企业将“ABC”商标独占许可给在先代理商,双方签署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中并未约定新增注册商标事宜。此后,外国企业在同一商品类别上取得了“ABC fun”注册商标,并将该新的注册商标许可给新代理商使用。在先代理商认为,“ABC”注册商标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有赖于其多年的推广营销,外国企业新获准注册的“ABC fun”商标,中国相关公众视其为“ABC”的子品牌,而非全新的品牌,因此,“ABC fun”商标理应纳入原商标许可合同项下,而不能再许可给新代理商使用。于是,在先代理商在中国向新代理商提起诉讼,主张后者使用“ABC fun”注册商标的行为侵害了其就“ABC”商标享有的独占许可使用权。外国企业在外国法院向在先代理商提起诉讼,主张合同解除。


在国内案件中,笔者代理外国企业向法院提出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理由在于:商标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无论是案涉权利商标“ABC”,还是被控侵权商标“ABC fun”,外国企业都是其商标权利人,两个商标所指示的商品来源及所蕴含之商誉都毫无争议地归属于外国企业,因此,本案与外国企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进一步而言,本案实际上也并非传统的商标侵权案件,也不存在是否导致相关公众对“ABC”或“ABC fun”产生混淆的问题,本案的核心在于:在原许可合同的授权标的仅为“ABC”注册商标的情况下,外国企业新注册的“ABC fun”商标是否也应当然地独占许可给在先代理商使用,或者说,外国企业将新注册的“ABC fun”商标许可给新代理商是否违反了与原许可合同。而由于外国企业与在先代理商的许可合同纠纷正在外国法院审理过程中,因此,国内案件应中止审理。


四、许可合同的备案

《商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将其商标使用许可报商标局备案,由商标局公告”,但这并不意味着许可合同的生效以备案为前提。许可合同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经合意达成一致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司法解释明确,未经备案不影响许可合同的效力。当然,如果明确约定“本协议自国家商标局备案公告之日起生效”,则从其约定。


如何正确理解“商标使用许可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实务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在上海帕弗洛与上海艺想、毕加索公司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案号: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17号)中,毕加索公司将案涉商标权独占许可给上海帕弗洛,并在国家商标局进行了备案,此后,毕加索公司又与上海艺想签订许可合同,上海艺想亦知晓毕加索公司与上海帕弗洛的在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关系。二审法院认为,上海艺想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上海帕弗洛对涉案商标享有的独占许可使用权可以对抗在后的许可合同关系,上海艺想不能据此获得涉案商标的使用权。


笔者认为,许可合同的备案具有公示效力,即使是善意第三人,经备案的商标使用许可亦可与之对抗。也就是说,在先独占许可合同已然备案,即使上海艺想并不知晓毕加索公司与上海帕弗洛的在先独占许可关系,也就是说,即使其属于善意第三人,其仍然无法取得涉案商标的使用权。


相反,在另一起商标侵权案件中,外国企业将其注册商标独占许可给在先代理商后,并未向商标局备案,后因双方出现争议,外国企业单方解除了与在先代理商的合作,转而将注册商标许可给新代理商,于是,在先代理商以独占许可人的身份起诉新代理商构成商标侵权。笔者作为外国企业的代理人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笔者认为,原许可合同并未在国家商标局备案,新代理商无从知晓在先独占许可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属于善意第三人,因此,新代理商从外国企业获得商标许可并使用该商标的行为完全合法,不侵害在先代理商的独占许可权。且外国企业已经解除了与在先代理商的合作,即使在先代理商对此有异议,也只能针对外国企业另行提起违约之诉,主张外国企业的单方解约无效,同时主张外国企业将注册商标另行许可给新代理商属于“一女二嫁”的违约行为,但在先代理商无法主张新代理商构成商标侵权。


五、许可合同的解除

在许可合同中,外国企业最好明确约定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及解除通知的送达等相关内容。此举,意在为守约方设置绿色“退出机制”,一旦触发相应情形,守约方便可以向违约方发出解约通知,退出许可合同关系。反之,如果没有约定单方解除,双方难免会对某项违约行为究竟是否属于根本违约、是否适用法定解除而争论不休。


许可人不能接受的违约情形有很多,比如,拒不支付许可费且经催告后在一定期限内仍未支付,超范围使用注册商标,等等,笔者仅就以下三种容易被忽视的情形作简要阐述。


其一,商标抢注行为。在许可合同中最好明确约定:“被许可人不得自行或以关联方的名义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申请与授权标的相同或近似的注册商标。被许可人违反前述义务的,许可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比如,在一起许可合同纠纷案件中,笔者代理韩国企业一方,经调查发现,国内代理商早已暗度陈仓,通过关联主体在英国设立公司,并以英国公司的名义将与韩国企业注册商标图案相同或者近似的图案在中国申请注册商标。


其二,不受监督的商标使用行为。《商标法》规定,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因此,在许可合同中最好设置类似条款:“被许可人应当在每一款商品上市前向许可人报送样品及相关检测证明,许可人有权随时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被许可人的商品质量进行抽检。被许可人拒不履行提前报送样品的义务或者拒不配合许可人质量抽检的,许可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其三,隐瞒授权金的行为。在被许可人拥有分许可权的合作模式下,许可人获得的许可使用费来自于被许可人从各分许可使用人处获得的授权金分成。被许可人隐瞒授权金属于严重的违背诚信行为,因此,在合同中最好约定清楚:被许可人隐瞒授权金的,许可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在一起许可合同纠纷案件中,由于并未约定隐瞒授权金属于单方解除事由,因此,双方当事人对是否可援引《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法定解除产生了争议。国内代理商认为,其隐瞒的授权金分成数额并不大,不构成根本违约。本案中,作为外国企业的代理律师,笔者认为,首先,国内代理商如实报告并按比例对分许可授权金予以分成,属于其主给付义务,属于合同目的实现与否的范畴;其次,尽管目前掌握证据的隐瞒金额并不大,但是,一次隐瞒被偶然发现,难免导致我方当事人对此前的各项分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对此后的各项分成的真实性深表担忧,因此,其性质恶劣,属于严重的违反诚信行为,足以导致我方信赖基础丧失,案涉许可合同应当予以法定解除。


六、商标转让对许可合同的影响

司法解释规定,注册商标的转让不影响转让前已经生效的许可合同的效力,但许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这就是在商标许可领域中的“买卖不破租赁”条款。


那么,在转让注册商标之前,许可人是否有义务提前通知被许可人?对此,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一种观点认为,注册商标从原商标权人转让至新商标权人,原商标权人基于许可合同享有的债权也相应转让,因此,根据民法典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原商标权人应当提前通知被许可人,否则该转让对被许可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商标转让之前,商标权人必须提前通知此前已签署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其次,商标转让是第一个阶段,商标转让之后基于许可合同的债权转让是第二个阶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商标权并非债权,商标权转让不能直接适用债权转让的规定;其三,如果房屋产权人在转让房屋之前未通知承租人,则侵害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商标被许可人并不享有类似于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因此,在转让商标之前,商标权人没有通知的义务。当然,由于商标转让之后,必然会对许可合同的继续履行产生影响,受让取得的商标权的新商标权人享有基于许可合同的债权,因此,在商标转让完成后的合理期限内,原商标权人将商标已转让的情况通知被许可人,是许可合同在被许可人和新商标权人之间得以继续履行的应有之义,理论上属于附随义务的范畴。


七、许可合同的管理及相关法律服务

外国企业在华进行商标使用许可,需要在商标法律领域具有丰富诉讼和非诉经验的专业律师团队协助参与合同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参与商务谈判,代为起草、修改许可合同,注重对授权标的、许可类型和期限、许可地域范围、商标使用方式、适用中国或是外国法律、质量监督、违约责任、合同解除等核心条款的制定;


2、办理许可合同的备案、主体名称变更、提前终止等;


3、办理海关知识产权备案;


4、代为监督中国被许可人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


5、催收商标使用许可费、货款等应收账款;


6、对现有注册商标进行持续监测,针对第三方恶意抢注行为,及时采取商标异议、商标无效宣告、撤三等法律措施;第三方针对我方注册商标提出异议、撤三等程序的,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7、定期对相同及类似商品领域进行市场检索,发现第三方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等商标侵权线索的,及时采取向平台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提起民事诉讼、刑事报案等法律措施;


8、对热门品牌或商品的中文译名、消费者基于呼叫习惯对商品或品牌形成的昵称等,在有必要时补充提出注册商标申请,提供商标标识设计、商标预检索、商标注册申请等法律服务;


9、对许可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法律争议,提供商务谈判、发送律师函、发布律师声明、发送解约函、提起民事诉讼等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