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法》自2019年施行以来，对规范我国电子商务活动、维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社交电商、直播电商、智能电商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平台通过外包切割责任、算法黑箱规避监管等问题日益突出，现行法律在平台责任界定、劳动者权益保障、监管手段适配等方面已难以完全适应实践需要。2026年7月4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发布《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从扩大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完善处罚机制等方面作出修改。我们结合前期专题研究、实务案例剖析以及内部研讨意见，对草案提出如下修改建议。

修改理由： 草案已确立“按服务类型承担相应义务”的原则，但缺少认定“服务类型”的认定要素。保留“订单生成”的核心要素，同时增设类型化原则条款，赋予制度必要的弹性，避免因技术迭代导致法律迅速过时。平台身份应当考量上述核心要素，至于这些要素如何组合、权重如何分配，法院在个案中可根据平台实际介入交易的深度、是否从交易中直接获取佣金或数据收益等因素综合判断。此外，与草案第四十六条后新增条款“按服务类型承担相应义务”形成体系呼应。

修改理由： 明确区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法上，平台是法定义务的法定承担主体，外包合同不能改变这一法律地位，确立“委托不免除平台行政责任”的原则。同时，增加“受托方依法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的条款，落实“职能可外包，但外包主体不免责”且“受托方也需担责”的要求，防止企业通过外包实现责任套利。民法上，平台与受托方的关系适用《民法典》关于连带责任的一般规定，电商法作为特别法只需指明援引民法典，无需重复规定具体构成要件。删除“实际提供服务经营者”的表述，改为“受托方”。针对实践中存在大量事实上的外包关系，如平台通过算法控制、数据接口对接、业务规则嵌入等方式，实质上将审核义务转移给第三方，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可以视为“事实受托”作为受托方。

修改建议三：增加平台对受托方的合理注意义务条款

修改理由： 保持比例罚的制度框架，但将具体认定标准授权部门规章制定。“情节特别严重”等表述本身具有原则性，但若无配套标准，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通过授权制定裁量基准，既保持法律条文的稳定性，又使标准能够根据实践发展动态调整。明确裁量因素的考量维度，但不设定刚性权重或计算公式，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提供指引，保持适用的灵活性。引入合规管理体系作为裁量因素，激励平台主动加强合规建设，但至于合规体系达到何种标准可以从轻处罚，由裁量基准和司法实践逐步明确。

修改建议五：梯次监管条款改为原则性规定

修改理由： 将并列列举改为“与违法程度相适应”的原则性表述。草案将约谈、警示函、专项调查、现场检查、查封扣押、查询账户等措施并列规定，容易给人“可以任意选择”的印象，实践中可能出现“以罚代管”或“以管代罚”的混乱。改为“根据违法情节轻重，采取与违法程度相适应的监管措施”，体现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同时，增加程序性权利保障的原则性规定，但不重复《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的具体程序。草案赋予监管部门查询账户、查封扣押等强大权限，若缺乏程序约束，可能侵害平台商业秘密、用户数据等合法权益。建议条文增加“遵循法定程序，保障陈述、申辩等程序性权利”的原则性要求。

修改理由： 第一，明确“劳动者”的范围。草案将“劳动者”与“经营者”“消费者”并列，但未界定其范围。实践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带货主播、众包配送员等是否属于本条保护的“劳动者”，存在争议。建议将劳动者界定为“在平台从事配送、运输、销售、推广、客服等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涵盖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及其他用工形式，防止平台通过劳动关系认定争议排除适用。第二，明确算法治理的底线要求。平台普遍通过算法派单、定价、考核、奖惩等方式管理劳动者，算法规则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条件。建议增加“通过算法、人工智能或者其他技术手段组织、管理劳动者”的表述，明确平台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规避劳动保护义务，为后续算法备案、算法公平性审查等配套规则提供上位法依据。第三，与《劳动合同法》形成衔接但不重复。本条规定的是平台作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与《劳动合同法》下的用人单位义务属于不同层面的规范。平台即使未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仍须承担本条规定的底线保障义务；若存在劳动关系，则同时适用《劳动合同法》。这种“底线义务+劳动关系”的双层结构，既填补了非标准用工的保护空白，又避免与劳动法体系冲突。

《电子商务法》的修改是平台经济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一步。法律条文的修订应当确立稳固的框架，把实施标准的细化空间留给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为此，建议在平台定义中增设类型化原则条款，解决“定位”问题；在第三方责任条款中区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落实“职能可外包、责任不转移”的要求；在比例罚和梯次监管条款中确立原则框架，将具体标准授权部门规章制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条款中明确范围底线和算法治理要求，构建“底线义务+劳动关系”的双层保护结构。唯有如此，方能实现草案所追求的“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之立法目标，构建平台、商家、消费者、劳动者四方共赢的权益平衡机制，为我国电子商务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根基。

附：修改建议汇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