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当今社会的重要主体，广泛地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甚至政治活动之中，而企业主体在参与各类复杂社会活动的同时，面临着多样化的法律风险。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法律风险的关注集中在民事领域和行政领域而非刑事领域，很少思考企业经营行为背后的刑事犯罪风险。实际上，同民事法律风险和行政法律风险相比，刑事风险的管控是更能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要素。因此，无论大型集团，还是初创的小微企业，首先要审视的就应当是自身的刑事法律风险。

根据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中心2019年发布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上传的刑事判决案例中，共检索出企业家犯罪案例6988件，企业家犯罪896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数为1375，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15.34%，民营企业家犯罪数为7590，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84.66%。近五年共计8965次企业家犯罪中，共涉及犯罪企业家8412人。其中，犯罪国有企业家共1197人，约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的14．23%；犯罪民营企业家共7215人，约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的85.77%。以下为民营企业家犯罪频发罪名：

2014年至2018年企业家触犯频次最高的前五个罪名分别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和受贿罪，占五年来企业家触犯指标性罪名数的一半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企业家最易触犯的罪名，而合同诈骗罪也同时位列2018年和五年总体的前五高频罪名，上述两罪的高发与民营企业家触犯该罪的数量较大有关，多发于民营企业的融资活动中。

（一）何谓刑事合规？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试行)》中提出了“合规风险”一词，“指中央企业及其员工因不合规行为，引发法律责任、受到相关处罚、造成经济或声誉损失以及其他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上述概念是从整体企业合规风险的视角来界定的，具体到刑事领域，所谓刑事合规，是指为避免因企业或企业员工相关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刑事责任，推动企业以刑事法律的标准来识别、评估和预防公司的刑事风险，制定并实施遵守刑事法律的计划和措施。刑事犯罪风险不仅仅存在于企业运行的某个环节，而是存在于从企业设立、发展直至破产清算的全流程，分布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因此刑事合规业务是刑事非诉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事前预防的一般性法律合规业务

一般性的法律合规业务的主要功能就是事先预防，制定规章制度和建立相应的机制保证公司运行，远离可能发生的刑事法律风险。刑事律师在公司设立时审核其是否具备合法资质，从而制定公司依法成立所必需的规章制度。并为企业或企业高管人员提供一般性的合规业务咨询，及时发现企业经营或是交易过程中的法律风险，提出相应的规避建议。并在公司内部开展合规培训，加强公司各部门的合规意识等等。刑事合规可以贯穿到公司企业从成立到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公司企业的日常交易、知识产权的运用、招投标上市等等。

2．事中形成的特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

经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人类活动具有的创新性决定了事物发生的风险不可绝对杜绝。在出现特定且明显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律师应当为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防控风险的法律服务。包括：（1）及时开展对公司内部的合规调查，对交易和经营活动的细节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2）对法律风险性质的评估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指出公司行为涉及的风险点，包括是否触犯了刑法，构成哪些罪名；（3）针对特定罪名的风险点提出具体补救措施，例如减少高水平消费、退回相应款项、还清相应债务、补全合同手续等等。特定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要求律师的专业性以及公司企业的积极配合，从而形成详细综合的刑事合规报告书。

3．事后预诉的刑事合规管理调查应对

事后预诉的发生在诉讼前，但是刑事法律风险已经具有现实紧迫性。这部分律师需要帮助当事人企业应对相应的刑事调查。首先需要根据法律的基本原理分析事态的全部过程，使当事人了解所涉罪名的相关规定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流程，例如“程序卷”和“证据卷”的关系和效力，简单的证据规则：证人证言的效力等等；其次需要分析出相应的对策结论供当事人参考，并出具所需的法律文件。最后需要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协助当事人做好搜集调查证据相关工作，必要时进行证据保全等，避免有证无处取的困境。在刑事法律风险具有现实性的情况下，律师需要协调多方并及时了解事情发展的动态，运用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有效的动态服务。

（二）刑事合规审查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必要保障

民营企业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两种。从内因上，首先是民营企业人事管理相对不规范。比如，商业贿赂领域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等；其次是在财务管理上相对不规范。比如，职务侵占罪相关的罪名，还有挪用资金罪等；最后是在民营企业业务开展过程中，比如说拓宽市场，和客户打交道，涉及商业贿赂领域的行贿罪，还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从外因上，过去营商环境不太好，民营企业获取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渠道不畅通，导致出现压力型犯罪。民营企业家触犯最多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行贿罪等，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的犯罪多集中在企业融资上，大多数都是为了缓解企业的经营困难迫而不得已实施了犯罪。

刑事合规审查最为重要的作用是帮助企业预防这些犯罪。在企业中，一些企业家由于不懂法以及法律意识淡薄，在企业经营中难免会采取法律上较有争议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开展商业经营，这极易导致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刑事合规可以通过合规培训、合规调查、诊断刑事法律风险、提出防范刑事法律风险的建议等多种方式为企业提前打好预防针。与此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即便是最好的刑事合规体系，也不能完全杜绝犯罪行为的发生。但企业只要尽了最大努力，以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便能以此作为请求减轻处罚的理由。这里所指的最大努力不仅是构建一套刑事合规管理制度，更需要企业高管将静态的管理制度转化为动态的日常监督管理行为，在企业尚未发生违规事件前实施系统的合规规范，并尽到主要的注意义务与监管义务。风险发生后，律师能协助客户分清无罪证据与有罪证据，并做好对无罪证据的保全工作，切实地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最大程度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财产安全。

1.国家重视刑事合规功能和作用

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合规管理体系指南》，该指南于2019年7月1日生效实施。合规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组织越来越多地关注其面临的合规风险以及如何实现合规。该标准秉持着良好治理、比例、透明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可指导未进行合规管理的组织规范化建立、实施、评价和改进合规管理体系, 也可对已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组织改进合规管理提供指导。随着国家发布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将逐渐推动企业在内的各个组织主体开展刑事合规，加强风险防范。

2.学术界呼吁企业增强刑事合规

2020年11月28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举办的“民营经济保护刑事法治论坛”在北京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谢鹏程认为，刑事司法是推进合规体系建设的重要杠杆，在我国将企业合规体系建设纳入刑事司法体系，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谢鹏程称“首先，要把企业合规体系建设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承诺进行合规体系建设或者是合规整改的，可以得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比如不批准逮捕、不起诉、从轻量刑等。其次，要探索构建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于轻微的企业犯罪，承诺合规体系建设或者合规整改的，可以给予一至两年的合规考察期，合规体系建设达标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他看来，企业刑事合规既是以更大的力度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服务保障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需要，更是国家和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3. 企业开始意识到刑事风险防范重要性

过去，企业家对于风险的认识大都局限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上，对于合规风险，尤其是刑事合规风险认识不足。随着金融领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涉刑案件的出现，企业家才开始意识到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大量案例说明，企业一旦受到刑事追究，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更有可能是经营资格的剥夺，这种影响对于企业以及企业家个人而言都是极为严重的。

律师业务在过去可能更多的把着力点放在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刑事辩护，但现今而言，诉前或者是法律风险爆发之前的这种风险防控，可能即将成为律师业务更为重要的领域。作为一名刑事律师，我们需要积极主动的进行刑事法律合规的法律服务，当前通过合规换取暂缓起诉或不起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尚无依据，因此在刑事风险已然出现后，合规律师更多地应当着眼于通过有效的合规计划使企业出罪或减轻处罚。但在为客户提供刑事合规服务时，律师还要注意自身执业风险的防范，不采取诸如毁灭、伪造、藏匿证据，威胁、引诱、欺骗证人提供伪证，或者违法制造不真实证据等不正当手段进行刑事合规。

我国经济正处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增长缺乏动力，许多企业的经营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是短期内经济发展环境影响所导致，越是经济转型期，企业刑事风险越高。企业刑事合规业务，将是企业管理中永恒的话题，这一业务以后一定会有很广阔的市场。可以断言，未来的刑事合规业务将是前途无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