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候朝辉律师接受国际知名媒体汤森路透的权威专访，就伊朗局势下中企赴土耳其投资的法律策略与风险应对进行深度解读。以下为专访全文：

地处欧亚大陆交汇点的土耳其，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欧盟的关税同盟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近年来持续吸引着希望拓展欧亚及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也带动了中国律所对当地市场规则的深入研究和业务布局。

近日，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土耳其作为伊朗邻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增加。波谲云诡之际中企投资土耳其趋势、风险持续变化，而法律工具能够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

从“跳板”到“深耕”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候朝辉律师多次作为法律顾问，与中企一同深入土耳其调研，考察市场拓展、建厂可行性、产品准入资质以及合规性等议题。他观察到，近年来中企对于土耳其市场的定位已发生显著变化。

“五六年前，来土耳其的主要是贸易企业，把它当跳板，利用关税同盟辐射欧洲；以及做高铁等工程项目的企业，干完活就走。”疫情之后，这种“跳板逻辑”虽依然存在，但“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深耕——把土耳其作为独立市场，甚至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在候律师看来，目前中企的投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踩中土耳其政策红利的赛道：

一是新能源和储能。“土耳其可再生能源占比已超50%，光伏、风电装机量可观，但电网的消纳能力、调峰能力是痛点。官方正大力推行‘可再生能源+储能’混合项目模式，意味着储能成为‘必选项’，中企的角色正从单纯设备出口，转向参与构建当地的能源安全体系。”

二是高端制造和电动车供应链。“从‘Made in China’到‘Made with Turkey’，比亚迪、奇瑞等车企本地化生产计划的背后，是土耳其2030年电动车销售占比35%的目标。这不仅是两家车企的事，更会带动整条供应链转移，包括电池、电机、电控，甚至充电桩。”

“土耳其已成为连接欧洲市场的重要制造与贸易枢纽，加上汽车工业基础——成熟的工人队伍与配套的零部件体系，中国‘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的质变正在发生。”

三是消费品和电商。土耳其年轻的人口结构（15-64岁占68%）和高互联网普及率催生了活跃的电商市场。中企不再满足于“货过去”，而是追问品牌如何落地，具体涉及到线下体验、当地网红带货、本地支付等。

“如果说前几年中企是在土耳其‘找机会’，现在更像一种‘双向奔赴’。今年正值中土建交55周年，双方在推动经贸合作升级，而中企恰好踩在这个鼓点上。”候律师总结道。

地缘冲突下的投资逻辑

伊朗战事为土耳其市场增添了不确定性。候律师表示，这是近期许多计划前往土耳其的中企问得最多的问题。

“短期避险情绪会上升，但土耳其作为欧亚枢纽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政府正努力扮演平衡者角色，积极管控风险，避免被卷入冲突；作为地区大国，土耳其具备相对独立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地缘斡旋经验，这是应对动乱局势的底气，决定了其市场具备基本的稳定性。”

“从长期投资逻辑来看，土耳其的优势不会因短期冲突而消失，受影响的是节奏，但不必因此否定整个市场的战略价值。”他指出。

基于现状，他为已进入或准备进入土耳其的中企提供了三点建议——

重新审视长期合同的风险分配机制：地缘冲突直接影响能源价格和供应链成本，油价上涨可能推高通胀、加大里拉贬值压力。“对于有长期供货协议或承包合同的企业，建议审视合同中是否有价格调整机制或不可抗力条款，比如油价上涨能否重新谈判，供应链中断是否构成免责。”

建立外汇与资产“双保险”：“叠加地缘冲击，汇率风险被放大。建议企业将当地现金持有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利润及时汇出或换成硬通货，并结合双边投资协定（BIT）框架，设计投资架构，保留国际法层面的追索空间。”

制定供应链“B计划”：对于依赖特定地区原材料的企业，他建议通过合同锁定替代供应渠道，“比如与本地供应商签署‘后备采购协议’，这会提升成本，但能提高确定性”。

“越是局势不明朗，越要回归合同本身的法律确定性。将不可抗力、价格调整机制和供应链冗余安排写入合同。这些法律工具，就是企业最可靠的应急预案。”候律师说。

易忽视的风险

除了地缘政治问题，候律师还归纳了三项易忽视的风险。首先是行政审批的时间不确定性：“土耳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法律体系完善，但项目落地涉及的建筑许可、环评等审批往往需要多部门协调，相关时间成本（汇率波动、设备折旧、团队空转）易被低估。”

在劳工关系的合规方面，候律师指出，土耳其劳动法对员工权益保护充分，工会影响力不容忽视，不熟悉当地解雇程序与集体谈判机制，可能因简单的人员调整触发劳资纠纷，甚至导致生产中断。

另外，合规方面存在追溯风险：无论并购还是绿地投资，都需面对环保、税务等严格监管，“并购可通过尽调将目标公司的历史问题量化、定价；而绿地虽历史清白，但需满足所有新规，环保标准往往没有过渡期”。

谈及并购和绿地投资，候律师称两种投资方式各有特点，但在特定行业和成熟市场下，“并购是比绿地投资更稳健的出海捷径”。

他认为，并购的本质是“继承”目标公司的已有税号、行业许可、供应商网络与劳工处理经验，通过尽职调查可将历史风险量化，并通过交易条款进行分配。“这是用可控成本，把未知风险变成已知风险。”

“而绿地投资虽从零开始、资产干净、可按自身标准打造，但所有审批、招工、资质申请都需从头摸索，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预期之外的延迟，风险需独自承担，且部分风险难以预判。”

他概括道：“中企应先想清楚对‘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资金厚、有耐心，可以选择绿地；想快速落地、减少试错，并购更稳。”

律师的独特价值

在企业奔赴土耳其的路上，中国律师能提供哪些帮助？

候律师指出，中国律师最有效的介入点往往是在企业决策之前。“当中企还在用国内商业逻辑判断机会时，如果有一位既懂土耳其规则、又理解中国企业思维的律师参与，可以帮助团队在早期厘清关键问题：行业准入是否受限、外资政策有无门槛、合规成本大致区间等，以避免后续的方向性偏差。”

“基于中国律师与企业长期合作的信任关系，企业更愿意坦诚商业顾虑；后续与土耳其律师协作时，也更容易通过中国律师接受本地专业意见。”

候律师补充道，中国律师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跨境架构的顶层设计。“土耳其律师擅长本地法，而中国律师能站在全局视角，统筹处理中国外汇监管、国际税收、多法域协调等复杂命题，确保商业意图在法律层面稳妥落地。”

“另外，企业决策需要的是结合商业目标的综合评估，中国律师在中间承担‘转译’职能，将法律风险转化为商业语言，将商业诉求转化为合规路径。这种双向衔接，是单一法域律师难以替代的。”候律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