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这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类型多样，既包括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等案件，又包括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管辖权异议纠纷等案件；内容丰富，既涵盖体育仲裁、金融仲裁，又涉及网贷平台仲裁条款效力、仲裁员披露义务、仲裁程序、重新仲裁、公序良俗等多个问题，生动反映出新时期人民法院仲裁司法审查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仲裁支持和监督并重、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司法立场。

一是承认（认可）与执行境外仲裁裁决，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在艺术马赛克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乌兹别克斯坦仲裁裁决案中，善意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严格执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在亿海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适用仲裁地法律对仲裁协议效力进行审查，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在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明确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仲裁条款，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系有效仲裁条款，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

二是明确前沿疑难问题的审查标准，统一裁判尺度。在上海申鑫足球俱乐部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等其他合同纠纷案中，准确界定体育协会内设仲裁委、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促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展，服务保障“依法治体”。在泛海控股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认定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扩张适用于从合同。在重庆颐合健康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严格将申请撤销裁决的主体限定为“当事人”，维护裁决的一裁终局性。在王某与李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认定双方明知或应知借款用作赌资的民间借贷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据此作出的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予撤销，系人民法院维护公序良俗、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

三是依法加强仲裁监督，促进仲裁健康发展。在孙某、南京孙飞科技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明确未经合同相对人签字确认或明示同意、以所谓“印章”等形式签订的仲裁条款无效，提醒仲裁机构把好“入口关”，以保障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在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明确仲裁员未按照仲裁规则履行披露义务，影响当事人回避权利行使的，属于可能影响正确裁决的情形，据此撤销仲裁裁决，确保仲裁程序公正。在张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针对仲裁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采取通知仲裁机构重新仲裁的方式，给予仲裁庭弥补仲裁程序瑕疵的机会，合理平衡了仲裁程序瑕疵与仲裁裁决终局性之间的关系。

具体案例如下：

案例一：严格执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外国仲裁裁决——乌兹别克斯坦艺术马赛克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案【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6协外认1号】

裁判结果：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本案应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断案涉仲裁裁决是否符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不予承认和执行条件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结合案涉买卖合同的磋商情况、合同加盖宏冠公司业务章已经具备一定的外观形式、合同约定了宏冠公司联系地址、宏冠公司银行账户收取付款等事实，该院认定艺术马赛克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某有权代表宏冠公司与其订立案涉合同，合同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成立，且效力及于宏冠公司，宏冠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仲裁协议以及不应承认本案仲裁裁决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据此裁定承认案涉外国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本案仲裁裁决由乌兹别克斯坦仲裁机构作出，涉及中乌两国公司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在中方当事人加盖的印章为非经登记备案公章的情况下，办案法院结合合同的磋商、签订以及履行情况，认定外方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由此确认中外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本案审结后，办案法院收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致谢信。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严格依照国际公约的规定承认“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仲裁机构所作裁决、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司法立场，有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案例二：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亿海国际有限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1认港1号】

裁判结果：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应当适用仲裁裁决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对诉争仲裁协议是否有效成立进行审查。根据查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的规定和相关判例的观点，结合双方的过往交易背景，双方在意图缔结合同的磋商过程中交换了记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文本，虽然联顺公司并未主动向亿海公司发送合同文本，但就相应合同文本进行了回应，且未对仲裁条款提出异议。因此，即使双方最终并未一致签署该合同文本，基于仲裁协议效力的独立性原则，应当认定双方就四份合同草案所载的仲裁条款达成合意。该仲裁条款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第十九条关于“合意提交仲裁”及“书面形式”要求，其合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不论双方是否形成合法有效的交易合同，均不影响该仲裁条款的效力。案涉纠纷系特定合同当事人间的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的规定，裁定认可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情况下，适用仲裁裁决地的法律判断仲裁协议成立问题，同时根据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明确仲裁条款的成立可以独立于合同的成立之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的审查具有参考意义。

案例三：明确当事人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仲裁条款有效，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外商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与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特83号】

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承购协议》第14.2条争议解决条款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根据仲裁条款上下文及各方当事人的解读分析，仲裁地点在中国上海，各方当事人亦确认仲裁协议准据法为中国法律，案涉仲裁条款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认定有效。

典型意义：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案例四：准确界定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推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上海申鑫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绿地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民终6825号】

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一，《球员租借协议》中关于足协仲裁的合意范围不及于《培训合作协议》。《球员租借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明确约定足协仲裁委受理因履行该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本案诉讼请求指向的是申鑫公司保证球员出场率后申花公司支付奖励款的义务和申鑫公司收取奖励款的权利，该权利义务仅受《培训合作协议》约束，不属于《球员租借协议》约定的内容，故足协仲裁的合意范围不包括本案纠纷。第二，足协仲裁委作为足协专门处理内部纠纷的下设分支机构，属于内部自治机构，其裁决权源于成员集体授权，作出的裁决在性质上属于内部决定，依据内部规则产生约束力和强制力即内部效力。申鑫公司并未在足协注册，足协仲裁裁决的强制力存在欠缺。第三，体育仲裁委无法受理本案纠纷。体育仲裁委是依据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新增第九章，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设立的专门处理体育纠纷的仲裁机构，其作出的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纠纷各方之间并未达成体育仲裁委仲裁合意，故体育仲裁委无权受理本案纠纷。该院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

典型意义：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及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后首例明确界定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的案件。在“依法治体”的新格局下，人民法院准确界定体育协会内设仲裁委、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促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展，体现了鼓励体育自治，发挥专门机构处理纠纷专业度、及时性等优势，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和体育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本案为类案的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更为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司法保障。

案例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明确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适用于从合同——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郭某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案号：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74民特13号】

裁判结果：北京金融法院认为,泛海公司并未直接与郭某签订《基金合同》，《承诺函》并非泛海公司向郭某出具。泛海公司与郭某之间并未有明确的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仲裁协议。泛海公司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了异议，符合相关程序性规定，经询问某仲裁委员会，该委并未对仲裁效力异议作出决定。该院裁定确认泛海公司与郭某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

典型意义：本案系主从合同中仲裁条款扩张效力认定的典型案例。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协议的基石。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根据主从合同的关系、仲裁的特殊性、仲裁条款的要式性等，在从合同没有仲裁条款的情况下，认定主合同的仲裁条款对从合同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为规范仲裁条款效力的扩张提供了有益的类案指引。

案例六：依法审查仲裁条款效力，明确合同相对人未签字确认亦未明确表示同意的仲裁条款无效——孙某、南京孙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与鹰潭余江区升恪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案号：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2）桂71民特21号】

裁判结果：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 案涉《借款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系以印章方式加盖在合同条款中间的空白处，而《抵押合同（三方）》中的仲裁条款则是以手写方式添加于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中，印章内容与手写内容均系对争议解决条款的变更，在孙某、孙飞科技公司否认该仲裁条款的情形下，该变更未经孙飞科技公司和孙某以签字或其他方式予以确认，升恪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该印章及手写内容经过孙飞科技公司和孙某的确认，故不能认定曾某某与孙飞科技公司、孙某就《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三方）》的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仲裁管辖达成了合意，本案不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该院裁定撤销案涉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贷款纠纷频发，仲裁以其便捷、高效、保密的优势成为网贷平台公司青睐的争议解决方式。本案明确了未经合同相对人签字确认或明确表示同意的，“印章”及“手写”等形式仲裁条款无效。本案的审理有效提醒仲裁机构把好“入口关”，对于网络贷款纠纷仲裁案件，在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有义务审慎识别合同相对方是否具有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的合意，以保障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

案例七：根据仲裁规则准确界定仲裁员披露义务，确保仲裁程序公正——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与天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特63号】

裁判结果：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天贝公司在仲裁案件中的代理人杨某与仲裁员陈某曾在同一律师事务所工作。杨某担任某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期间，陈某及仲裁案件首席仲裁员均系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成员。但某仲裁委员会官网页面上对杨某的仲裁员概况介绍中，并未显示其为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仲裁过程中亦未对其系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情况进行过相应披露。根据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仲裁员应当自行向仲裁委员会披露并请求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案涉仲裁案件的仲裁过程中，陈某等人未按照仲裁规则披露其与天贝公司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回避权利的行使，属于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情形。虽然某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称2018年4月召开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由该委摇号确定，但因其拒绝向人民法院提供此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且目前在仲裁案件卷宗材料中并无有关摇号的相关记录，故不能排除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杨某对此次讨论施加不当影响的合理怀疑。据此，该院裁定撤销某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裁决。

典型意义：仲裁员公正、独立行使仲裁权是商事纠纷通过仲裁程序得到有效解决的保障。本案仲裁员未按照仲裁规则充分履行披露义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回避权利的行使，属于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情形，故人民法院以“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仲裁裁决。该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通过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效监督仲裁，促使仲裁机构重视对仲裁员披露事项的规定，确保仲裁程序公正。

案例八：明确案外人不具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维护仲裁裁决终局效力——重庆医药集团颐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与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01民特104号】

裁判结果：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申请人主体是否适格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只有仲裁案件的当事人才能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这里的“当事人”是指仲裁案件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本案申请人颐合公司并非案涉仲裁案件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其作为案外人不具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予驳回。颐合公司如认为案涉仲裁裁决存在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案涉仲裁裁决。据此，该院裁定驳回了颐合公司的申请。

典型意义：对仲裁案件的案外人如何给予救济是当前理论及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在当事人仲裁合意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约定的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就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商事纠纷作出仲裁裁决。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本案严格按照仲裁法的上述规定，明确案外人不具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同时提示案外人在裁决执行程序中的救济渠道。

案例九：合理平衡仲裁瑕疵与仲裁裁决终局性之间的关系  保护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张某与南昌环星互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02民特273号】

裁判结果：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张某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身份信息可能被人冒用并用于和环星公司签订案涉合同，而确认案涉合同上签名及手印是否为张某本人所为，需通过鉴定才能确定。从纠正仲裁程序瑕疵、尽快解决双方争议角度考虑，法院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同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后该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法院遂裁定终结撤销程序。仲裁庭在重新仲裁过程中，申请人环星公司撤回了仲裁申请。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仲裁当事人身份可能存在错误、仲裁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以通知仲裁机构重新仲裁的方式，给予仲裁庭弥补仲裁程序瑕疵的机会，较好地平衡了仲裁程序瑕疵与仲裁裁决终局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类案的处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案例十：明确为赌博提供资金而产生的债务属于非法债务 依法维护公序良俗——王某与李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案号：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黔01民特54号】

裁判结果：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案涉借款资金流向来看，李某妹妹李某某先将款项转给李某，李某再将款项转给王某，王某又将款项转给李某某用于购买赌币，从本案证据看，李某对其妹李某某在澳门所从事的放贷赌博抽成职业应该知晓，故应当认定案涉100万元实际是李某某向王某提供的用于赌博的赌资。李某主张王某向其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双方经济往来的交易习惯，其所主张的正当借款基础事实不存在。鉴于各方均明知借款用途为赌博，而赌博行为系违反内地公序良俗的行为，案涉款项依法不应受法律保护。据此，该院裁定撤销某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司法实践中，出借人为借款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民间借贷的情形时有发生，且出借人和借款人均明知或应知借款用作赌资、毒资等，此类借贷行为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依据该条规定，明确了公序良俗原则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的适用规则，依法撤销案涉仲裁裁决。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公序良俗、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