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设有总则、实施机关、管辖和适用、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处罚程序和执行、执法监督、附则等六章，共有四十四条。《办法》主要内容包括：

（一）明确适用对象，不区分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办法》适用于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招收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开展校外培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该条规定不限于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培训机构，还包括“自然人”。

（二）划定管辖权限，解决以往相关部门推诿的问题。《办法》承继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的管辖相关规定，管辖分为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共同管辖、指定管辖，并对管辖权的移送问题作出了清晰的规定。

（三）处罚违法行为，确保责任主体明确、权责清晰。《办法》明确了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如校外培训主管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等；同时，明确了责任主体包括违法开展校外培训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还包括提供办学场所的“出租方”以及提供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的“服务提供商”。

（四）明确处罚程序，严格规范行政处罚的执法行为。《办法》结合校外培训执法实际，明确立案、结案标准、调查职权、听证告知情形、不得作出决定情形、处罚送达、强制执行等。同时，明确了主管部门相关责任人员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情形的法律责任。

就服务对象而言，主要有两类：一是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执法部门”）；二是开展培训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培训主体”）。

（一）执法部门

根据《办法》规定，执法部门包括主管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就前述执法部门，律师可以按照国家“双减”政策等文件精神，根据当地实际，协助执法部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二）培训主体

如上文所述，执法部门可对违法的培训主体依法处罚。故，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一旦违法违规开展校外培训活动的，均难逃处罚。尤其是开展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非学科培训等培训主体，应权衡违法成本与守法成本的问题，思考如何配合执法部门的调查工作等问题。因此，除了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民事诉讼服务外，律师可以为培训主体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为执法部门、培训主体提供教育法律服务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专业素养，强化专业能力：

（一） 清楚校外培训机构的功能定位。“双减”政策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和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角度，厘清了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的关系，校外培训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同时，校外培训机构应坚持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不能沦为资本运作的工具。

（二） 熟悉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要求。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国家层面的配套性政策文件陆续发布，各地也在同步修法、立法，涉及的文件较多。律师在熟悉政策规定基础上，可就地方性规定与《办法》的衔接问题，为有关部门提供修法建议或意见；或者综合立法本意，对相关规定进行解读，便于有关部门对相关行为准确定性，依法裁量。

（三） 准确把握有关部门的执法尺度。培训主体从战略规划层面拟实施相关行为时，律师可结合以往处罚案例，提示培训主体法律风险，便于培训主体作出理性的决策。对于培训主体现存的违法行为，律师可帮助培训主体识别法律风险，抓准内部整改重点，提供整改思路与方案，协助培训主体逐步实现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