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均以《民法典》为基本载体，但在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法以家庭共同体为本位，注重家庭整体稳定与利益平衡；日本法以个人权利保护为主线，强调当事人自治与财产独立。本文通过系统比较两国在结婚制度、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及亲子关系等核心领域的规定，揭示了两者在法定婚龄、禁婚范围、婚姻登记、无效与撤销、财产归属、离婚事由、损害赔偿、养老金分割及子女抚养等方面的具体差异，并分析了这些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与立法哲学。研究认为，上述差异在跨国婚姻纠纷中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实务中需根据具体法律适用规则进行审慎判断。本文旨在为涉日婚姻家庭法律实务提供参考，并为比较法研究提供基础素材。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中日比较；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亲子关系；养老权益分割

（一）法定婚龄

中国《民法典》第1047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中国法定婚龄高于成年年龄（十八周岁），体现了以年龄杠杆调控人口结构的政策倾向，具有倡导晚育的功能。

日本《民法典》第731条现规定结婚年龄为十八周岁（男女同）。需说明的是，日本于2022年4月1日施行民法修正案，将成年年龄由二十周岁降至十八周岁，同时将女性结婚年龄由十六周岁提高至十八周岁，从而实现了婚龄与成年年龄的统一。在此之前，日本男性结婚年龄为十八周岁、女性为十六周岁，成年年龄为二十周岁。修法后，日本在法律上消弭了“已婚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对个体婚姻决策能力给予同等信任。由此可见，中国以高门槛延后婚姻风险，日本则追求法律人格的整齐划一。

（二）禁止结婚情形

中国《民法典》第1048条：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日本《民法典》第734条至第736条：除直系血亲及三亲等内旁系血亲外，还禁止直系姻亲之间结婚（姻亲关系终止后亦同），以及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直系亲属之间结婚（收养关系消灭后亦同）。

中国禁婚范围更宽，以优生学与伦理秩序为双重目标¹，彻底破除宗法亲属体系的婚姻禁忌残留²；日本禁婚规则更贴合传统家族传承需求，旁系禁婚范围较窄，为家族间联姻保留了制度空间，同时通过养亲禁婚规则³维护拟制血亲的伦理秩序。

（三）婚姻登记

中国《民法典》第1049条：男女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完成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户籍与婚姻登记分离。

日本《民法典》第739条：婚姻须依户籍法进行申报，且须当事人双方及两名成年证人签署书面或口头申报。第740条规定受理登记前须审查合法性。——户籍与婚姻登记合一。

中国登记制程序简洁，婚姻效力与户籍脱钩，体现婚姻自由的中立性；日本申报制与户籍深度绑定，通过户籍系统实现身份关系的精准管控，行政公示效力更强，也从程序上降低了重婚等违法婚姻的发生概率。

（四）婚姻无效与撤销

中国《民法典》第1051条：无效情形限于重婚、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到法定婚龄。第1052—1053条规定胁迫或重大疾病未告知可撤销，撤销权有一年除斥期间。

日本《民法典》第742条：无效情形限于当事人无结婚意思（如认错人）或未申报登记。第743—748条：违反禁止近亲结婚等规定可请求撤销，撤销仅向将来生效。欺诈或胁迫可撤销，因欺诈或胁迫而产生的撤销权，在经过一定期间（自发现欺诈或胁迫终止之日起三个月）后，或者因追认而消灭。

中国无效婚姻范围更宽，将违反公共秩序的情形全部纳入无效，且撤销具有溯及力，体现国家对婚姻效力的强干预⁴；日本无效婚姻仅限“无合意”与“程序违法”两类，违法婚姻多纳入可撤销范畴且无溯及力，更倾向于保护既存身份关系的稳定性，兼顾善意当事人的信赖利益⁵。

这是“家庭共同体本位”与“个人权利本位”两种价值取向的核心冲突，也是涉日婚姻财产纠纷的核心争议点。

（一）法定财产制

中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财产（除个人专用外）等，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此即婚后所得共同制。

日本《民法典》第762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所有的财产及婚姻中以自己名义取得的财产，为其特有财产（单独所有）。归属不明的财产，推定为共有。此为分别财产制。

中国采用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简化日常财产关系，对经济弱势方保护相对直接，但在财产混同时难以区分；日本的分别财产制清晰界定了归属，但可能忽视家务劳动对财产积累的贡献，无法直接体现婚内家务劳动的价值，经济弱势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缺少财产话语权，因此日本在离婚时通过“财产分与”制度予以矫正（见离婚制度部分）⁶。

（二）约定财产制

中国《民法典》第1065条：夫妻可书面约定婚前及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未要求登记，仅在第三人知道约定时才能对抗该第三人。

日本《民法典》第755条：夫妻在结婚申报前未签订财产契约的，适用法定财产制。第756条：签订与法定财产制不同的契约时，须在结婚申报前进行登记，才能对抗夫妻的继承人及第三人。第758条：财产关系在结婚登记后原则上不得变更。但夫妻财产协议制度在日本国内几乎未被利用，即使近年来，夫妻财产协议的登记件数每年也仅约20件⁷。

两国均允许约定排除法定财产制，但日本采登记对抗主义且结婚后禁止变更，形式极为严格；中国只需书面约定即可生效，且婚姻存续期间可随时变更。日本该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防止利用约定损害债权人或继承人利益，维持公示性；中国则更尊重夫妻意思自治。

（三）日常家事代理权与共同债务认定

中国《民法典》第1060条规定日常家事范围内的行为对双方生效，第1064条将日常家事债务推定为共同债务，超出日常家事的债务原则上为个人债务，债权人需举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

日本《民法典》第761条规定，夫妻一方就日常家事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的，另一方负连带责任；但若预先告知第三人，则不承担责任。大额债务、不动产处分等超出日常家事的行为，原则上不产生连带责任，仅在第三人有正当理由相信该法律行为属于夫妻日常家事范围时，可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

（一）离婚方式

1.协议离婚

中国《民法典》第1076—1078条：协议离婚须签订书面离婚协议，经30日离婚冷静期，届满后30日内双方须共同申领离婚证，否则视为撤回。

日本《民法典》第763—764条：协议离婚须由当事人双方及两名成年证人署名申报（第739条准用），无冷静期。

2.裁判离婚

中国实行调解自愿原则，当事人可直接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审理时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则直接判决。

日本实行调停前置主义，依据《家事事件程序法》，所有裁判离婚必须先经家庭裁判所调解，调解不成方可转入审判或诉讼程序；调解达成的合意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通过离婚冷静期强化国家对协议离婚的干预，核心目标是减少冲动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体现“家庭本位”的政策取向；日本以调停前置替代冷静期，通过专业化家事调解实现纠纷的非讼化解⁸，既尊重当事人的离婚合意，又通过程序缓冲降低对抗性，不对离婚自由设置时间门槛。

（二）离婚法定事由

中国《民法典》第1079条：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列举事由包括重婚或与他人同居、家暴或虐待遗弃、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等。一方被宣告失踪、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的，应当准予离婚。

日本《民法典》第770条：裁判离婚仅限下列事由：①配偶有不贞行为；②被配偶恶意遗弃；③配偶生死不明三年以上；④其他难以继续婚姻的重大事由。法院即使存在前①至③的事由，认为继续婚姻适当时可驳回请求。

在司法实务中，对于有责配偶（如因婚外情等自身过错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一方）提出的离婚请求，日本法院原则上不予支持。但若符合一定条件，法院亦可例外地准予离婚。具体而言，法院通常综合权衡以下三项因素：①夫妻分居的期间，相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年龄及婚姻共同生活期间而言，已达到相当之长度；②夫妻之间不存在未成年且尚未成熟的子女；③准予离婚不会使对方配偶陷入精神上、社会上或经济上极其严酷的境地，即不存在准予离婚明显违背社会正义的其他特殊情形。在满足上述条件时，有责配偶的离婚请求通常被认为不违反诚信原则，法院可据此作出离婚判决。

中国法定事由涵盖范围更广，且以感情破裂、婚姻不可强行维系为实质标准，不限制过错方的离婚诉权，法官裁量空间大；日本以列举的有责事由为核心，保留伦理约束因素，将离婚视为对无过错方的救济，而非双方均享有的绝对权利⁹，其中不贞行为是最常见的离婚理由；但法院拥有裁量驳回权，若认为婚姻继续适当，可驳回离婚请求，体现对家庭稳定的谨慎，强调婚姻的忠实义务和责任属性。

（三）离婚财产分割与损害赔偿

1. 财产分割

中国《民法典》第1087条：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日本《民法典》第768条：协议离婚的一方可向对方请求财产分配。协商不成可向家庭法院请求，法院考虑双方协力程度、婚姻期间、贡献情况等综合判定。

中国以共同财产均分为原则，辅以照顾性调整；日本以贡献度为核心对婚后财产进行清算，特别注重生育、家务等无形贡献¹⁰。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夫妻双方均以各自的方式共同维持家庭生活，并为家庭财产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因此，除非存在特殊情况，原则上推定夫妻双方对财产形成的贡献比例相等（各占二分之一）。关于这一点，近年来修订的日本民法典进一步明确规定：“在无法明确认定双方贡献程度存在差异时，双方的贡献比例应视为相等。”（日本《民法典》第768条第3款）。至此，该原则也在法律制度层面得到了明确确认。此外，还有年金分割制度¹¹（离婚后5年内可请求分割厚生年金。但在2026年4月1日前离婚，离婚后2年内可请求分割厚生年金）。

2. 损害赔偿

中国《民法典》第1091条：重婚、与他人同居、家暴、虐待遗弃、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含精神损害）。

日本民法上的“慰谢料”制度基于侵权行为法第709—710条，分为离婚本身慰谢料与离婚原因慰谢料。有责行为（不贞、暴力等）是核心要件，甚至可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中国损害赔偿事由法定且较窄，是身份法上的专属救济，过错影响责任分配。日本慰谢料是独立的侵权责任，可因不贞行为成立，并有追及第三者的可能，救济范围更广，反映日本对婚姻忠实义务的极高要求¹²。

3.养老权益分割

中国仅可分割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已缴余额，不得分割统筹部分与未来领取权益。

日本建立独立的厚生年金分割制度，离婚时可直接分割婚姻期间的厚生年金缴费记录，分为“合意分割”与“3号分割”，分割后直接变更年金权益归属，退休后各自领取对应部分。

中国的补偿是一次性、有限度的。离婚时拿到的个人账户分割款，是一笔固定的货币资金，仅能覆盖婚内缴费对应的部分价值；若配偶尚未到退休年龄，个人账户积累金额有限，补偿力度非常薄弱¹³。更关键的是，这笔钱不具备“终身养老”的属性，用完即止，弱势方离婚后的养老风险并未真正化解，仍需依靠自身就业参保解决老年保障。日本的保障是终身性、确定性的。分割后的缴费记录直接归属个人，退休后可按月领取年金直至身故，形成稳定的终身现金流。尤其是针对全职家庭主妇的“3号分割”¹⁴，无需双方合意即可依法分割，直接将配偶的缴费记录（自2008年4月起作为被扶养配偶者的期间）分割一半，从制度上保障了全职配偶的老年经济安全。这也是日本尽管法定财产制更强调个人独立，但全职配偶离婚后仍能获得稳定保障的核心原因。

4.经济帮助与家务劳动补偿

中国设有独立的离婚经济补偿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分别对家务劳动贡献与生活困难一方提供救济，与财产分割、损害赔偿并行。

日本家务劳动的价值已纳入财产分与的协力贡献，生活困难救济融入扶养性财产分与，无单独成文制度，救济功能统一于财产分与之中。

（一）离婚时子女抚养

中国《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日本《民法典》第818条：未成年子女服从亲权。父母的婚姻中双方共同行使亲权。日本《民法典》第819条规定，离婚后，应当确定由父母双方或一方行使亲权，由此引入了选择性共同亲权制度。

（二）抚养费（养育费）

中国《民法典》第1085条：未直接抚养一方应负担部分或全部抚养费，数额和期限由协议或法院判决。子女可在必要时要求增加。

日本实务中有详细的《养育费算定表》，按双方收入、子女数量计算标准金额。允许协议或法院决定。若未约定，根据日本《民法典》第766条的规定，可以请求按照法定标准金额支付抚养费（即每人每月约2万日元）。

（三）非婚生子女

中国《民法典》第1071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生父或生母应负担抚养费。

日本《民法典》第779—789条：非婚生子女需经生父认领才能确立法律上亲子关系。若存在婚姻关系则适用嫡出推定（第772条）。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曾有差异，但现已基本平权。

日本通过认领制度确立父子关系，中国直接由法律规定地位平等。实务中，日本事实婚姻所生子女为“非嫡出子”¹⁵，需认领程序，而中国1994年后不承认事实婚姻，非婚生与婚生权利无区别。

综上，中国婚姻家庭法以家庭共同体为基石，注重整体稳定与利益平衡；日本《民法典》以个人权利保护为主线，强调当事人自治与财产独立。两者在财产制、离婚事由、亲权模式等核心领域的差异，深刻体现了各自社会文化与立法哲学的差异，亦为跨国婚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重法律逻辑与实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