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起劳动争议案件谈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风险防控
作者:蒋俊清 2026-11-13蒋律师按:
近期处理的两起劳动纠纷,一起代理劳动者,一起代理用人单位,都涉及劳动合同解除的合法性问题。
两案处理结果不同,但涉及同一个核心问题: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合意是否真实存在。
本文围绕两案的裁判逻辑展开分析,并在最后列出给用人单位负责人和劳动者的风控建议。
第一部分 案例一——劳动者案件,核心观点:调岗通知不能自动完成“协商”
(一)基本事实
蒋小姐案的基本事实,仲裁裁决书记载如下:
1、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岗位为置业顾问,工作地点为“上海、江苏、安徽”;
2、2025年4月,岗位调整为拓客主播,工作地点在上海市某楼盘项目;
3、2026年2月3日,用人单位发送《协商调动岗位沟通函》,称项目临近清盘、岗位已无工作安排,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4、沟通函安排调往苏州项目主播岗位,固定月薪7000元不变,佣金按新项目标准,另给交通补贴500元/月、异地补助1000元/月;
5、沟通函要求2月4日前书面通知是否同意,“未回复同意调岗的,视为拒绝以上调岗机会”;
6、2026年3月10日,用人单位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经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为由,依第四十条解除劳动合同。
仲裁委认定:
1、项目2025年底竣工交付、房源基本销售完毕,申请人未能举证反驳;
2、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范围”协商转岗,并额外提供交通及异地补贴,“已尽到协商义务”;
3、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一致,解除不构成违法,但符合支付经济补偿情形;
4、裁决支付经济补偿5万余元。
(二)仲裁裁决的论证结构
仲裁裁决的论证可以归纳为四个环节:
1、约定有效;
2、调岗合理;
3、协商已尽;
4、解除合法。
问题主要出在前三个环节。裁决在这三个环节上,以形式要件代替了实质审查。
(三)裁决问题之一,工作地点“上海、江苏、安徽”的约定未经效力审查
裁决以“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范围”一语带过,默认的逻辑是:合同上写了“江苏”,用人单位就有权将劳动者调往苏州。但上海法院对此类约定的处理规则并非如此。
上海一中院在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19)沪01民终15760号中明确:用人单位为用工便利在合同中约定“服从公司安排”的,属于工作地点约定不明,该约定无效;对普通劳动者应适当限制工作地点范围,以实际履行地认定工作地点;异地调动缺乏合理性且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劳动者拒绝报到不构成旷工,据此解除违法。
作者认为:“上海、江苏、安徽”与“服从公司安排”在功能上没有实质区别。对于长期在上海工作、生活并承担家庭照护责任的普通劳动者,三个并列的省名没有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她的工作地点究竟是哪里。它没有为履职划定可预期的地理边界,也没有为异地调动附加任何条件,实质上只是把“全国”替换成了三个省级行政区。仲裁裁决未审查该约定是否有效,直接以“在约定范围内”推出调岗正当性,缺少了这一环节的论证。一个未经效力审查的条款,不能作为后续判断合理性和协商义务的前提。
(四)裁决问题之二,跨省调岗的合理性未被实质评估
裁决列举了以下因素,据此得出“已尽协商义务”:
1、岗位职责一致;
2、底薪不变;
3、交通补贴500元/月;
4、异地补助1000元/月。
但合理性审查的实质,不是看用人单位给了什么,而是看:
1、跨省变更对劳动者生活的影响是否被实质消弭;
2、调动是否具有生产经营上的真实必要。
上海法治传媒梳理的裁判规则指出,评判履行地变更是否影响劳动合同正常履行,应综合考虑:
1、该变化是否明显增加了劳动者的负担;
2、用人单位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来尽量减轻或消弭该等变化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
在一起房地产公司调岗案中,法院认定两个工作地点相距甚远,对生活便利造成实质性影响,而用人单位在解除前未告知将采取措施消弭影响,调岗即缺乏合理性。
上海一中院审查调岗合理性时,通常考察以下因素:
1、是否基于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
2、是否属于对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较大变更;
3、是否具有歧视性、侮辱性;
4、是否对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产生较大影响;
5、劳动者是否能胜任调整后岗位;
6、用人单位是否提供必要协助和补偿措施。
对照蒋小姐案,我们认为:
1、调岗从上海到苏州,跨省;
2、每月1500元补贴与跨省居住、通勤、家庭照护重置的实际成本之间是否具有实质对应关系,裁决未作评估,仅以“有补贴”推出“合理”;
3、2月3日发函、2月4日前答复,考虑期不足一个完整工作日,对于需要重新安排居住和家庭照护的跨省调动,比例上明显失衡。实务中,仅给一个工作日答复期,已被法院作为认定未体现诚信磋商诚意的具体情节之一。比期限更根本的问题是通知的结构。通知给出的选项只有:同意调岗;不答复视为拒绝。没有就地保留原岗位的讨论,没有上海本地替代岗位的说明,没有为何选择江苏而非其他地点的必要性解释。长春中院2026年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明确将此类情形概括为:“未经充分协商,擅自将其岗位跨省调整,亦未提供调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上海浦东法院在同类案件中也指出:用人单位单方面安排劳动者到新岗位工作的通知行为,不符合“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的法定情形。
(五)裁决问题之三,“协商已尽”被通知的发出所替代
仲裁裁决以“发送了沟通函、设定了答复期限、未回复视为拒绝”认定协商义务已履行。
但协商要求双方都有拒绝和提出替代方案的空间。所以,这种结构的通知本质上从一开始就封闭了协商空间。通知的发出恰恰说明的不是协商的开始,而是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上海高院2026年“办案心法”文章在讨论第四十条第三项时,针对的正是这种“通知即协商”的做法:协商变更不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告知一个已经作出的决定并给一个异议期;而是双方就变更内容进行实质性沟通。将“发了通知”评价为“已尽义务”,在论证上是不完整的。
(六)裁决问题之四,项目清盘是否当然“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裁决未作严格审查
裁决认定楼盘项目临近清盘、不再需要拓客主播,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但“项目清盘导致特定岗位工作量归零”与“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并非同一件事。上海法院支持第四十条第三项解除的案例,多具有用人单位层面结构性调整的特征,例如:岗位整体外包;组织架构撤销;业务关闭后统一迁移。
项目层面的周期性收尾,属于房地产行业可预见的经营节奏。而该案中,同一项目另一名拓客主播已由用人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事实说明:用人单位对该岗位的阶段性有充分预期;并选择了协商解除路径;对蒋小姐则采取“跨省调岗—一日答复—单方解除”的路径。两种处理方式的差异,使“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认定更需要严格审查。
(七)小结
该案已进入诉讼,本文不评价个案胜负,只讨论裁决所呈现的论证方法。
仲裁裁决的问题可以概括为:
1、合同上有地名,就认定调岗在约定范围内;
2、通知上有答复期限,就认定协商义务已履行;
3、项目有清盘事实,就认定客观情况已具备。
三个环节停留在形式要件的核对,没有实质审核判断:
1、约定是否有效;
2、调动是否合理;
3、协商是否真实;
4、客观情况是否达到了“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程度。
调岗通知之所以可能成为违法解除的起点,是因为它容易被用作制造“协商”外观的工具。
当用人单位以一份封闭选项、极短期限、缺乏替代讨论的通知代替协商,再以劳动者对通知的拒绝反证“协商不成”:解除的违法性不在于最后那一步,而在于通知发出的那一刻:协商的空间已经被通知的结构所彻底封闭。
第二部分 案例二——用人单位案件,核心观点:解除合意已形成,结算分歧不能推翻协商解除
(一)基本事实
用人单位案件的事实结构不同:
1、单位提前与员工沟通;
2、员工同意做到20号结束;
3、谈话后不再到岗;
4、劳动者事后主动向单位索要退工单:
双方对“劳动关系于20日结束”本身没有争议;分歧出现在结算环节——员工在N+1之外又提出多项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的补偿要求。
(二)需要回答的问题
协商解除的“协商一致”,究竟是对什么达成一致?是对解除本身达成一致即可?还是必须对包括补偿在内的全部事项一并达成一致?
根据上海一中法院二审专业文章可以看到:
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时未对合同解除后的结算等问题作出处理,一方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案中,2024年1月25日彭某与某新能源科技公司之间已经就解除劳动合同协商一致,只是对于是否应支付补偿金存在分歧;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合同系协商一致解除;一审判决后公司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对该项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无异议;该结果亦高于法定经济补偿之数额,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三)裁判逻辑的依据
这一裁判逻辑的依据在于: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禁反言原则。
劳动者同意做到20日结束、谈话后不再到岗、主动索要退工单,这些行为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劳动关系于20日终结”这一事实的确认。
退工单的申领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是劳动者以行为表明接受劳动关系已经结束、并进入离职结算程序。在此之后回头主张“协商未成、解除不成立”,与其先前行为所传达的意思相矛盾。
上海一中院在(2025)沪01民终17311号案中进一步阐明:劳动者在协议约定解除日后主动询问补偿款支付;办理工作交接;签署离职证明。上述行为系以实际履行行为确认协议效力。协商解除给予的补偿金额即使低于法定违法解除赔偿标准,也不当然构成显失公平。
(四)用人单位一侧的论证重点
从用人单位角度,有利之处不在于补偿给得多,而在于解除合意的形成过程有可还原的外部行为链条:沟通;同意结束日期;停止到岗;劳动者索要退工单。四者连续且方向一致。
员工事后追加的补偿项目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恰恰说明分歧发生在结算层面,而非解除本身是否成立。
如果案件事实确实如此,论证重心应放在“解除合意已于20日以行为方式达成”,而非与劳动者逐项争论追加补偿的合理性。后者是结算问题,不能倒推否定解除的性质。
(五)小结
协商解除的认定,以“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意是否形成为中心;
补偿数额的分歧属于结算争议,不当然阻却协商解除的效力;
劳动者的实际履行行为,是法院判断合意是否真实存在的重要依据。
第三部分 两案的实务规则
两案的处理结果不同,但审查的核心问题是相同的:
用人单位是否以单方意志取代了劳动者的真实意思,从而将劳动关系终结的后果强加于劳动者。
(一)劳动者案件
合同上的地点罗列、一天答复期限、“不答复即解除”的程序设计,在形式上制造了“劳动者有选择”的外观;实质上劳动者面对的只有一个选项;当调岗本身不具备合理性、客观情况也未达到“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程度时,这种程序设计不能转化为有效的解除依据;仲裁裁决以形式要件认定不构成违法解除,其论证方法在诉讼中仍有被重新评价的空间。
(二)用人单位案件
合意具有真实的外部行为痕迹;劳动者以停止到岗、接受结束日期、申领退工单等行为,反复确认了解除的发生;补偿数额的分歧没有改变已经形成的合意,只是将争议限定在结算层面。
(三)两案提示的实务规则
解除行为的合法性,不取决于用人单位事后支付的是N+1还是2N,或合同里有没有一句“同意调岗”;而取决于解除所依据的合意是否真实、自由且具备合理基础。
具体而言:
以调岗为名行辞退之实,合意是拟制的,解除面临违法风险;
解除本身已获劳动者行为确认,仅结算未清,合意是真实的,解除有效。
(四)调岗通知成为合法解除起点的条件
调岗通知要成为合法解除的起点,至少应满足以下条件:
工作地点的合同约定能够为调动提供有效合意基础,或者约定虽不明确但调动本身通过合理性审查;调动具有生产经营上的真实必要性;协助措施与跨地域变更给劳动者造成的负担之间具有实质对应关系;协商过程保留了劳动者提出异议和替代方案的空间;通知不是协商的替代品,而是协商的记录。
第四部分 风控建议
两案的处理结果不同,但暴露的风险点具有共性。以下分别从用人单位负责人和劳动者角度列出可操作事项。
(一)给用人单位实控人、公司负责人的建议
第一,调岗不是“管理权”问题,是“举证责任”问题。
很多负责人把调岗理解为“公司的事,通知一下就行”。但上海高院的裁判口径是:劳动合同中即使有调岗约定,如果“调整的指向不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调整的合理性;不能证明的,劳动者可以要求撤销调整决定。这意味着,调岗一旦进入仲裁或诉讼,承担举证责任的是公司,不是员工。
给负责人的具体建议:不要依赖“合同里写了几个地名”来支撑跨省调动。 写“上海、江苏、安徽”和写“服从公司安排”,在法院看来没有本质区别。固定内勤岗位的合同,工作地点写到具体城市;如果确有异地调动的业务需要,单独写一条,写明触发情形(如项目清盘、组织架构调整)和协商程序,不要藏在工作地点栏里。
调岗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答案必须能落到证据上: 这个调动是不是生产经营确实需要的?新岗位和原岗位有没有实质关联?公司为异地调动提供了什么,足以让员工的实际负担不显著增加?这三个问题对应的是法院审查调岗合理性的核心要素:生产经营需要、岗位关联性、对劳动条件的影响。
协商过程必须留痕,不能只有一份“通知”。 合规的做法是:先沟通,记录员工提出的异议和困难;再出具书面调岗通知,写明调岗原因、新岗位、薪资福利、交通住宿补贴方案;送达采用可追溯的方式,留存回执。如果沟通记录里只有公司单方的“通知”和“答复期限”,到了仲裁庭上,公司很难证明“协商”真实发生过。
异地调岗的补贴方案要经得起算账。 裁判中审查的不是“有没有补贴”,而是补贴是否与跨地域变更给劳动者造成的实际负担具有对应关系。1500元是否足以覆盖跨城居住和通勤,需要在方案形成时就有合理的测算依据,而不是事后在仲裁中解释。
协商解除必须签书面协议,且结算条款要封闭。 员工口头同意“做到某天”,不等于协商解除已经完成法律上的固定。协议中应当明确解除日期、补偿金额及支付时间,并写明“双方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全部权利义务再无其他争议”。员工事后追加的补偿项目,如果协议中没有留下开口,追索的空间会大幅收窄。
如果员工拒绝调岗,不要直接把“未到新岗位”按旷工处理。 在不合理调岗的情况下,员工拒绝报到不构成旷工,据此解除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正确的做法是:先审查调岗本身是否经得起合理性检验;如果调岗合理而员工无正当理由拒绝,再按制度分层催告、留存证据、履行程序。
(二)给劳动者的建议
第一,签合同时:工作地点不要接受“省名罗列”或“服从安排”。
如果合同工作地点写的是“上海、江苏、安徽”或“全国”,而劳动者实际长期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这份合同在签约时就埋下了被调往外地的风险。上海法院的规则是:对普通劳动者,工作地点约定不明确的,以实际履行地认定工作地点;用人单位不能仅凭宽泛条款将劳动者调离实际履职城市。签合同时应当争取做到:工作地点写到具体城市,不接受“华东”“长三角”“服从公司安排”等表述;如果用人单位坚持保留调动空间,要求单独写明调动的触发条件和程序,例如“因项目结束需要调整工作地点的,应提前书面说明理由,并就交通、住宿及家庭安排与本人协商”;保留入职后实际工作城市的证据: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地、考勤记录、工作沟通记录。实际履行地是法院认定工作地点的重要依据。
第二,收到调岗通知后:不要沉默,不要先去“试试”。
立即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微信、邮件均可,保留截图和原始记录),写明“不同意本次未经协商的单方调岗”,并说明理由(家庭照护、通勤成本、合同约定等)。
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出勤,并每天留存到岗证据。如果原岗位权限被关闭,记录下到公司、与HR沟通要求安排原岗位工作的过程。不要因为“先去新岗位看看”而实际到新地点履职超过一个月,这可能被认定为以行为接受调岗。
不要主动辞职。 如果调岗不合理且公司坚持,劳动者可以公司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提出解除并主张经济补偿,但这一操作需要以书面异议和证据留存为前提,不宜在没有任何书面记录的情况下直接离岗。
第三,协商解除时:口头谈好的条件,必须落到纸面上。
如果与公司协商结束劳动关系,在签字之前确认协议中写明了:解除日期、补偿总额、支付时间,以及是否包含年休假工资、佣金等未结项目。协议中“双方再无其他争议”的表述,签字后通常会产生约束力;如果有未结清的项目,应当在签字前要求列入协议。
结语
劳动合同解除,是劳动关系中法律后果最重的一个环节,也是对用人单位实控人、股东最不“宽容”的一个环节。
很多中小企业负责人在决定解除时,凭的是一时的管理判断甚至情绪——项目结束了、岗位不需要了、员工不听话了,通知一发,N+1一算,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但法律审查的并不是“公司是否想解除”,而是“解除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成立、程序是否履行、合意是否真实”。
走错一步,代价通常不是N+1。劳动者一旦主张违法解除,用人单位面临的是2N赔偿;如果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还可能被裁决恢复劳动关系、补发争议期间工资。对于用工年限较长、工资基数较高的员工,这笔金额并不小。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高管、高薪劳动者案件。这类劳动者的月工资基数高、工作年限长,2N与N+1之间的差额往往达到数十万元;同时,高管案件中往往还叠加股权激励、绩效奖金、竞业限制、保密义务、离职交接等复杂问题,解除时点、解除理由、解除程序中的任何一处瑕疵,都可能被放大为整体解除违法的依据。对中小企业而言,这类案件的败诉成本,已经超出“多付一点补偿”的范围,可能直接影响现金流和经营安排。
因此,给实控人、股东的建议只有一条: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凭经验拍板,不要等到员工已经申请仲裁才找律师。
具体而言:
1、解除前先做法律评估,判断解除依据是否成立、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完备;
2、能协商的优先协商,协商方案要落到书面协议,结算条款要封闭;
3、调岗、降薪、变更工作地点等动作,先审查合理性和合意基础,不要用“通知”代替“协商”;
4、对高管、高薪劳动者的解除,应当个案各议,提前咨询,单独设计路径。
提前咨询的成本,远低于违法解除的赔偿。把该做的程序做到位,把该留的证据留下来,既是对劳动者的公平,也是对企业和股东自身的保护。解除合同这件事,做得规范,才是真正把风险控制在了前面。
说明:
本文以蒋小姐案仲裁裁决书所载事实及蒋律师提供的另案裁判片段为分析素材,旨在提炼裁判规则与论证逻辑,不评价个案诉讼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