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我成为了母亲，也成为了是年设立的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那一年正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两年。当怀揣襁褓中的爱儿，怀揣律师业的梦想，怀揣法制建设的憧憬从东京转辙渐移故乡上海时，周遭哗然。为何放弃高薪的职位、优渥的生活选择回国？

“学成必归，报效祖国”。如果说建国之初，钱学森的惊世名言曾感召了多少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莘莘学子满怀热忱竞相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伟大的建设高潮，那么，在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临将加入WTO的上世纪末，对负笈境外求学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海外赤子来说，还有什么能比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语言技能和对所在国家的制度人文精到的理解以报效将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的祖国更心潮澎湃的吗！

面临召唤，我欢喜地跳接了从故乡抛出的橄榄枝。

我是一个海归，一个在东京—上海多年两栖后软着陆的海归。两国两地奔波的日子里，栉风沐雨、砥砺歌行，累并快乐着。白天，客户会议团队建设拓展法务工作，夜晚，灯下帘傍埋头文案。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从一个浦东新区的优秀律师、上海市优秀女律师、上海市优秀律师到全国优秀律师，从浦东新区三八红旗手、红旗手标兵，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红旗手标兵到全国三八红旗手，从浦东新区人大代表到上海市政协委员。我是幸运的，每一份付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上苍没有辜负一个没有伞而在雨中奔跑的人，如果自己只是做了一个祖国发展的旁观者，自己的小我没能融入祖国的大我、没能与时代步伐同进，那么人生的价值不会这样的多元，生命的色彩也不会如此的丰富。

自上世纪末起，多少个焚膏继晷的午夜伏案，多少个周末节假日的笔耕，先后在中国商务出版社等出版专著《日本国律师制度》、《日本国检察制度》、《日本国违宪审查制度》，将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度推介给国人，助动中国司法改革尤其是中国律师制度的改革。司法部丘征、周院生等领导评价《日本国律师制度》在中国《律师法》修改中起了他山之石之效，并希望我更多地提供些日本其他法律制度为我国法制化进程多做贡献。我想没有这些肯定和鼓励，在烦杂的律师业务中是很难坚持完成后二部专著的。与此同时，为了使日本社会更好更快地了解中国的商务法律，我在中国《公司法》修改后的第一时间撰文《中国公司法修改给在华外资企业的影响》连载在日本《法律家》杂志，将中国商务法律领域的现状介绍给国际社会，当日本权威出版社中央经济社看完连载后联系我希望我能执笔出版《中国公司法》一书，当得知出版后被热销，当赴东京的客户公司开会法总拿出该书让我署名，当以该书的版税在当选人大的陆家嘴选区设立“学优家贫”奖学金后与获奖的学生感激的眼神对视时，伏案笔耕付出的辛劳就此烟消云散。我在日本的律师协会、日本的银行、日本的企业法务研究机构、日本的高等学府等的演讲，将中国的跨境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实务现状零距离地速递日本社会。

我以一己之力努力演绎好中日法律制度、中日企业法务的桥梁角色。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如何从司法的角度加强法治、改善营商环境，是一个法律人、一个商务律师始终思考的问题。上海自贸区以2014年7月上海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为“基本法”确立边界范围、监管方式、开放方式及领域。但运营三年，外部情况发生了诸多的变化，15年4月自贸区扩容升级，将浦东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等三大片区合并为上海自贸区，为与原先保税区区域不同的金融、科技创新区域自贸区改革带来新的挑战，一系列的变化已对上海自贸区的法制根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年以快速便捷的信息稿方式向市委统战部提出了有关“基本法”已不适合当下自贸区的建言，得到了时任常务副市长周波的批示。其后我又联络江宪、吕红兵、黄绮、吴薇、张毅、游闽健、周天平等法律人士的政协委员，共商有关修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建议，听取他们的高见，并在17年年初的上海两会上递交了上述提案，前述法律精英的委员也都成了该提案的附议人。两会结束后自贸区法制办相关领导就提案与我联系，沟通交流提案的具体内容，尤其在自贸区建立公司秘书制度的可行性做了大量的说明，并提供了详尽的书面资料。在春天的一个阳光明媚惠风和畅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自贸区管委会对提案的答复，采纳修订《条列》的提案，着手立法调研，并启动《条例》修订工作。2018年市人大将《条例》修订作为立法调研工作，19年列入立法修订计划。

在建言献策中，“建”是建议的“建”，而我更多的是想把它理解为“文死谏、武死战”的“谏”。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一个法律人，我希望自己的观察与实务，在参政议政中能够产生实际的助力价值，为中国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贡献一份智慧。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由现代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构成的综合性学科。我非常怀念并感恩在早稻田大学三年的读书经历，它在提升我作为一位法律人不可或缺的学养教养和修为的同时，也拓展了我作为一名律师，一个自由职业的社会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综合视野。作为培养了日本国七位首相、培养了近三分之一国会议员的学府可谓政治人才辈出，江泽民、胡锦涛国家主席国事访日都会选择早大演讲。如果说关注政治是一种高贵的情怀，那么校园的空气中弥漫着这份高贵，你在其间即被熏陶。

如果有来世，我依然选择做律师。因为它的高贵，在于其兼具参政使命、法律技能、文化品位、商务市场于一体。

作为一个曾祖辈就闯荡上海的老上海的我，对未曾涉足却名震东瀛、海派艺术代表人吴昌硕情有独钟，尤其是对他曾在1927年捐赠我母校早稻田大学的六十幅书画作品、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义画义卖抗震援助，甲午战争丁汝昌等将士浴血奋战的吴诗悼丁的美传，对他的家国情怀、人品风骨更是钦仰敬重。

当得知坐落陆家嘴的吴昌硕纪念馆面临搬迁时，我立马协同其他委员奔走呼吁最终得以保留；此后，为了递交《关于修建吴昌硕艺术公园的建议》的提案，风里雨里烈日里，曾多少回徘徊在吴昌硕晚年生命的吉祥之地山西北路923号的吉庆里，感受诗书画印四艺卓绝的清末最后一位文人、民国第一位文人，西泠印社首位社长人文情怀。

在做了大量的海内外调研并多次与吴昌硕的后代充分交流互动后，2018年7月，我递交了《关于修建吴昌硕艺术公园的建议》的提案 ，并以附件形式提交了具体落实提案内容的可行性方案。其后在短时间内便得到静安区人民政府的提案采纳的回复。难以忘怀的是静安区文化局负责人约谈我时，我力陈侃谈了诸多由于受书面提案篇幅限制而不能充分展开的理由，后来在收到了静安文化局的回复函中，除了常规的函件回复外，还有一段褒扬我对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尤其是海派文化艺术作出的努力的文字内容，此刻我喜出望外。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与祖国70年成长的历程一样，我人生的每一次蜕变，都是向全新的原点出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收益者，我的成长注定是大时代下的小缩影。

如果生命可以有如果，人生可以复盘，我依然会选择回国投身伟大的祖国。

回到祖国一定不是一个美丽的意外。